关公信俗
台湾的关庙与关公信仰
2017/10/16 16:05:48   次浏览

杨明珠  中国博物馆学会会员

运城市河东博物馆馆长

任义国    运城市宗教局干事

 

2013 3 29 4 18 日,历时 21 天的“两岸关公文化巡礼———关公祖庙圣像巡游活动”,纵贯台湾南北 14 个县(市)160 余座庙宇,参与信众达 400 余万,活动规模大,参与人数多,仪式层次高,时间跨度长,为弘扬关公文化,加强两岸文化交流,增进两岸血脉情深,推进两岸多方面合作谱写了新篇章。由此,谨将巡游历程中对台湾关公文化方面的所见所闻及所识所想等,分享给关注和支持关公文化的诸位同仁。权作抛砖,以期引玉。

  1. 台湾关公信仰的历史渊源

    关公是台湾民间最为崇敬的神祇之一,台湾的关公信仰与大陆有着极其深厚的历史渊源。根据相关文献资料记载,按照历史时间的线索,台湾关公信仰的发展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明郑时期———台湾关公崇拜开始缘起

    台湾明郑时期,是指台湾在南明永历中后期(16611683 年),由明朝(南明)延平郡王郑成功建立的明郑政权统治时期。郑氏政权在台湾,历郑成功、郑经、郑克塽三世,史上有“延平王国”、“郑氏王朝”、“郑氏王国”、“郑氏治台”多种称谓。西方人,则称之为“台湾王国”、“福尔摩莎王国”。明郑王朝为台湾历史上第一个汉人政权,都于东都明京(后改为东宁,故又称东宁王朝),即今台湾台南市。虽礼遇明王朝宗室奉南明正朔之永历年号,但实际上是一个以郑氏族系为最高元首的独立王国。

    文献资料显示,关公信仰在明郑时期开始传入台湾。明末,福建移民开始在台湾定居。1662 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开始了闽粤移民台湾的高潮。闽粤人在移入台湾的同时,也把关公信仰带入了台湾,关公作为移民的保护神由此进入到台湾的民间信仰中。关公是明朝官方祭祀的重要神祇,为巩固其统治政权,官方兴建的关帝庙宇遍及各地。据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蒋毓英纂修的《台湾府志·庙宇》记载,时关帝庙宇主要集中在台湾南部,后来随着移民的大量迁入,关公信仰逐步遍布台湾整个地区。

    清治时期———台湾关公崇拜得到发展

    清治时期,亦称清领时期,是指台湾由1683 年施琅攻台至 1895 年甲午战争后割让予日本为迄,由大清帝国实质统治台湾的时间,共 212 年。这是台湾历史到目前为止,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分期。此间,台湾对关公的敬奉达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新建的关帝庙约有33 座,几乎遍布当时台湾的大中城市。关公信仰之所以在这一时期得到迅速传播,不仅是当时台湾大量移民迁入的促推作用,也与官方的倡导,军人、郊商(台湾一种地方商业集团,也称“郊行”或“行郊”)以及当地普通民众的推崇有着很大关系。

    日据时期———台湾关公崇拜逐渐演变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惨败后,被迫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开始了日据台湾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这一时期,又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在日据台湾的前二十年,实行不干涉政策,但仍有一些措施制约着台湾的宗教信仰自由。二是在 1915 年西来庵抗日事件后,日方开始调查台境的宗教信仰。调查的结果,由日本学者丸井圭治郎编纂成《台湾宗教调查报告书》。书中记载,当时台湾共有 132 座关帝庙,这与晚清时期统计的数字增加了 3 倍。如此增长之快,一方面是统计时包括了规模较小的关帝庙,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出现了另外一种信仰———鸾堂。鸾堂,是台湾民间信仰颇为兴盛的宗教流派,又称鸾门、圣堂、圣门、儒门,或称儒宗神教、儒宗圣教、儒宗鸾教等。其形式是以“扶鸾”进行神人沟通,进行例行性的宣教活动的民间宗教机构,主张以儒为宗、以神为教,主祀三恩主公(主神为关圣帝君,另祀孚佑帝君、司命真君,尊称为三圣恩主)。三是卢沟桥事变后,开展皇民化运动,全面整顿废除政策。其中,整理寺庙如火如荼。这一时期,关公民间信仰面临严峻形势,大部分神像被毁,庙宇被拆。

    光复时期———台湾关公崇拜趋向全民

    1945 年,日本战败投降。根据四大同盟国的协议,日本归还台、澎地区于中国。台湾光复后,关公信仰得到恢复,新建关帝庙不断增加。关帝的神祇角色逐步向全能神转变,祈雨、祛病、求财、求学等几乎无所不包。20 世纪 70 年代起,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有机会回到大陆。其中,不同形式的“关公文化交流团”成为主要的力量之一。其通过对大陆关帝庙宇进行祭祀,有力地推动了两岸关公文化的交流。两岸以关公文化为载体,增进彼此了解,促进民族文化认同,使关公文化在当代社会具有了全新价值和作用。

  2. 台湾关公文化的主要现象

    这里所阐述的关公文化现象,是以关帝庙宇为主,以及围绕关帝庙宇这一信仰空间的祭祀仪式。

    台湾关庙数量及建筑风格

    台湾现存奉祀关公的庙宇究竟有多少,众说纷纭。一些比较确切且有权威性的资料显示,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1. 日月潭文武庙资料———600 余座。

  2. 中华世界关圣弘扬学会资料———800余座。

  3. 中华道教关圣帝君弘道协会资料———登记在册 735 座;属于地方性主要宫庙约 250座。

  4. 台湾道教协会资料———经台湾当局登记备案 600 余座;无登记但具一定规模 1000余座;小规模家庭式的神坛 2000 余处。

    以上数字可以看出,台湾现存的大型关帝庙至少 600 余座,小型关帝庙更是难以计数。

    台湾关帝庙,或雄壮宏伟,或小巧玲珑,皆金碧辉煌,精美绝伦,建筑艺术堪称精湛,主要分为三种样式:其一有牌楼和庙埕,庙宇结构或以华南式为主,或以华北式为主,或两者结合。如:云林县四湖乡的参天宫等。其二为院落式,有二进或三进,多以晋闽风格为主。如:台北市行天宫等。其三为宫殿式,以二层及多层为主,以层代殿。如:高雄市苓雅区的关帝庙等。

    台湾有很多著名的关帝庙,位于台南市永福路的祀典武庙便是其一。此庙以其建庙之早、文物之丰、格局之伟、地位之尊而著称,是台湾十六处一级文物之一。武庙历史可追至十七世纪中期,相传由郑氏王朝所创关帝厅扩建而成。虽无相关文献证明,但考证 1690 年至1717 年该庙确已存在,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有过两次修 葺。康 熙元年(1662 年),郑成功率师东征,匡复台湾,建承天府署于普羅民遮城。四年后郑经在承天府署正南方建关帝庙、佛祖厅,即今武庙旧址。此庙还供奉有关帝始祖,清雍正三年(1725 年)敕封关帝三代公爵,特制神牌奉于后殿。之后,后殿定名为三代厅,关帝庙定名为祀典武庙,每年春秋及五月进 行三次 隆重祭祀。祀典武庙分为三进,第一进奉祀关公,第二进奉圣之三代始祖,第三进奉观音菩萨与十八罗汉。后进设西社和小花园,为文人吟风弄月及南管音乐演练之所。

    台湾有些关帝庙,其名称看上去与关公无关,但主祀神却是关公,如台湾彰化县员林镇的玉皇宫等。台湾关帝庙多数以道教为主,少数属于佛教,如基隆市的济安宫等。还有的属于释道合一,如云林县的天瑶宫等。有些地方,一座关帝庙有多种名称,如云林县斗南镇的文武圣庙又称感修堂等。由于台湾供奉神祇趋于多样性,多神共祭的关帝庙也为数不少。

    台湾关帝庙中国传统文化元素非常浓。如祥龙献瑞、双凤含珠及象、虎、松、鹤的浮雕;也有与关公有关的“刮骨疗伤”、“单刀赴会”壁画;亦有将风水观念与装饰审美相结合的“左青龙、右白虎”图案。福建、台湾以及客家匠师的风格,台湾关帝庙都有不同展示,彰显出台湾多元文化汇集的特点。

    作为祭祀关帝的神圣空间,台湾的许多关帝庙成为文化活动场所。一些庙宇积极参与主办传统节庆和慈善活动,开展系列文化活动等。文化的承载通过活动开展,促进了关帝庙宇功能的转换。

    台湾奉祀关公的表现形式

    关公信仰,在台湾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台湾各界,祭祀关公的仪式多样而隆重。

  1. 祭祀仪式的丰富性

    台湾祭祀关公,仪式多样,场面隆重。主要包括:举办流水宴席,场面宏大,参与人数多;邀请梨园戏、歌仔戏以及布袋戏等地方戏曲进行酬神表演,其中最有特色的是“佾舞”,气势威武,符合关公武将的身份;举行绕境仪式,一般包括:行终献礼→献舞→献币→献帛→献桃→献面→三跪九祀→齐跪→叩首→再叩首→三叩首升→齐跪→叩首→五叩首→六叩首升→齐跪→叩首→八叩首→九叩首升。

  2. 祭典时间的多样性

    祭祀关公活动,主要集中在农历正月十三日、五月十三日、六月二十四日。南部地区比较重视五月十三日,北部地区以正月十三和六月二十四为主。如新庄武圣庙分春秋两祭,春祭农历正月十三日(正月十一日至十五日五天法会),秋祭农历六月二十四日(六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五天法会)。此外,农历五月十三日、十月三十日,分别还祭祀关平太子及周仓将军。农历十月一日开始接受光明灯登记,十二月十五日谢灯谢平安。

  3. 祭典性质的宗教性

    祭祀关公仪式,与宗教密切相关。如祀典关公的代言人,由驱邪仪式的祭师来担任,这一角色融入场景中成了镇压邪魔的工具,凭借符咒力量予以驱鬼。

    这种宗教化也体现在某些酬神戏曲中。如扮仙是北管重要的表演项目,又称“吉祥戏”、“例戏”、“吉庆戏”、“开场戏”、“帽儿戏”,是正戏开演前进行的短剧表演,大多在庙会庆典、祝寿喜庆等场合应用。这些固定的传统仪式,剧目内容一般和正戏无大关联,但与演出场合有着紧密联系。扮仙戏,有着宗教仪式功能,注重的是除煞和祈福。除煞和祈福,相辅相成,不同的剧目母题,在相同的场合上演,有着相同的功能和意义。通过演出,来完成宗教仪式,具有一定的“灵效性”,以重塑其未来的“生命处境”。再如扮三仙、扮八仙等,均属于此类宗教性的酬神戏曲。

    同时,这种宗教化的表现形式还与信众的愿望有关。笔者在台湾发现《礼愿》:祈求慈尊关公俯垂默佑。一愿国运遐昌,版图永固;二愿元首康泰,群僚忠良;三愿三界咸宜,山海倍利;四愿四民福臻,安居乐业;五愿五洲和谐,争端永息;六愿六合澄清,世无污染;七愿七祖超升,常处玉京;八愿八表安宁,灾星匿形;九愿九天庇佑,大降祯祥;十愿十万有庆,人间升平。其中既有民众的普通愿望,更有涉及国家、社会的宏大愿望,彰显出关公这一神祇的全能神角色。

  4. 信仰空间的多重性

    一是信仰空间的公共性与开放性。以关帝庙为核心的祭典空间,不同行业的个体汇聚到庙宇之中,在特定的时间,在神圣的空间,通过求签占卜等形式,解决自身的诉求,获得精神上的慰藉。

    二是信仰空间的神圣性与世俗性。关帝庙是供奉神灵之所,作为关公信仰空间,其神圣性不容亵渎。在这一信仰空间里,要亲身感受到神灵为普通民众解决精神出路的作用。如抽签、占卜等,都是与关公交流的有效方式。

    三是信仰空间的构建是多种角色共同作用的结果。如官员、知识分子、商人、民众等多种角色共同参与到信仰空间的构建之中。官员是把关公作为引导民众的一个标志,重在突出关公忠义仁勇礼智信的精神内涵;知识分子作为文化传承和流变的直接见证者,记录和传播是他们的责任和义务;商人重视的是求财,如山陕会馆即是商人信奉关公的见证;民众作为信奉关公的一个巨大群体,更多的是祈求关公的护佑。在护佑的背后,体现出中国民众对神祇的一种敬畏。

  1. 祀典交流的纵深性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信仰政策的逐步放宽,越来越多的台湾和海外华侨有了更多的机会回到大陆。其中,不同形式的台湾“关公文化交流团”,成为主要的力量之一。台湾方面通过到解州关帝祖庙、常平关帝家庙谒祖寻根,祭祀关圣帝君,促进了两岸关公文化的交流。同时,通过关公文化平台,带动经济产业的发展。

  1. 台湾关公文化研究传播机构

    随着关公文化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大,台湾越来越多的机构为关公文化研究和传播做出了卓越的努力。这些机构积极研究和传播关公文化的同时,在推动环保节能、动物保护、端正礼俗、两性平等、反毒宣导、社会公益等方面,都有自觉的表现。如中华道教关圣帝君弘道协会、台湾关公文化协会、台湾道教协会、中华世界关圣弘扬协会、桃园明圣经推广协会等众多机构等。其中,台湾关公文化协会写道:为发扬关公忠义精神,倡导传统道德文化,落实三纲五常,以仁、义、礼、智、信,净化人心,开启信仰文化新境界,引领启发人性中正信正念的显露,祈能为社会注入一股忠义正气而尽一己之力,效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及关公醒世格言“读好书、说好话、行好事、作好人”,以达律己及人,有缘将中华传统信仰道德文化薪传下一代。

  2. 台湾对关公精神的表述

    大陆以“忠义仁勇”,作为关公文化的精神内涵。而在台湾,有三种说法。

    一是仁义礼智信。台湾民众往往通过关公的事例来进行阐释。如以“千里寻兄”来体现关公的仁;用“义释曹操”来体现关公的义;用“秉烛达旦”来体现关公的礼;用“水淹七军”来体现关公的智;用“单刀赴会”来体现关公的信。

    二是忠孝节义。倡导要忠于国家,孝敬父母,强化气节与操守,担当正义。

    三是忠孝廉节。当政之要在于兴一方,为政之要在于敢创新,治政之道在于求民安,施政之本在于洁自身。此处的“廉节”,可谓迎合了当下所倡导的风清气正的干部行为准则。

    无论哪种说法,万变不离其宗,其中都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与伦理,渗透着儒学的春秋精义,这些都是中国古代社会所提倡的和所崇尚的道德准则,也是中国社会基础性的道德伦理价值观。正如于右任先生的对联:“忠义二字团结了中华儿女,春秋一书代表着民族精神”,这就是对关公精神最好的总结和概括。关公的人格力量、风骨和气节一直都在激励着华夏儿女要胸怀民族感、爱国心。关公在台湾,不仅仅是对一个神祇的敬仰,更是通过关公这一神祇,对中华文化精神的传承和弘扬,这在无形中也增强了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

  3. 关公信仰对台湾社会的影响

    关公信仰从明郑时期开始传入台湾,通过上层统治者的倡导以推行政治教化,到逐渐被广大民众所接受,当下关公信仰的社会职能作用逐步凸显。关公信仰在台湾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传统农业社会的影响。台湾开辟之初,为典型的农业社会。随着闽粤等地移民的涌入,关公信仰在稳定移民心理、凝聚精神力量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同时,统治者通过关公的忠义精神,扩大对广大民众的教化,以此来维系社会道德。

    二是对工商社会的影响。当下,关公信仰原有的政治教化功能逐步弱化,进一步在文化、经济、政治、社教、娱乐、慈善、教育等方面产生作用。如台湾行天宫以宗教、文化、教育、医疗、慈善等来服务社会,进行公益关怀。

    三是对广大民众的影响。在台湾,关公的神祇角色主要包括战神、驱邪神、保护神、武财神、医药神、求子神、考试神等。关公驱邪的功能与当地丰富的民俗活动结合在一起,也为台湾民俗活动的传承产生了积极的意义。民众信仰的功利性色彩,往往增强了关公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因此,台湾祭拜关公已经成为官方和民众共同的心里寄托。这也是关公在台湾产生较大影响力的原因之一。

    总之,关公信仰之所以在台湾产生了重大影响,与其社会性、政治性以及社会功利性都有着很大的关系。关公忠义仁勇礼智信的道德行为,成为社会民众行为规范的典范,其政治性也稳定了官方对台湾民众的影响,并进一步推进了关公信仰的传播。在台湾,切实能感受到台湾民众对关公的敬仰和虔诚。不论男女老少,无论何时何地,都是顶礼膜拜,充满着浓郁的民间文化气息。民族文化血脉一代代的传承,在关公文化活动轰轰烈烈的开展中,均会带来非常有意义的启迪。

    此外,在台湾不仅能领略民众对于关公信仰的热度及关公文化的生命力,而且能感受到台湾对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台湾境内的许多关帝庙,都被分级列入重点文物古迹保护之中,设有专门机构由专职人员管理。倘若文物建筑需要维修,要经过严格的报批,并严格履行维修的程序。台湾非常重视利用庙宇来传播中华民族优秀的孝善文化,对民众进行“润物细无声”的传统伦理教育和道德培养。其主要做法就是在庙内专设书架,上面摆放多种由信徒自行捐印的精美图书以供阅读,也可免费带回家。对于青少年,则通过集体诵读《弟子规》比赛、讲说《二十四孝》故事等活动,劝人行善,教人上进。

    通过此次关公赴台巡游活动,使我们有了深切的体会,那就是:大陆与台湾有着共同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台湾宗教信仰历史悠久,信徒众多,尤其崇奉关公的信众几乎达到普适程度。台湾的关公信仰,与大陆有着极其深厚的历史渊源。自从两岸文化交流开展以来,通过关公文化这一载体,在更大程度上增进了彼此的共识,促进了两岸同胞对民族文化的认同,这是关公精神和关公文化在当代社会中所具有的全新价值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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