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在世时，主要担任军职。刘备称“汉中王”，封拜五位将军，关公列于其首。最后，他又是在战场上以身殉国，十分惨烈。因此人们对关公的纪念和祭奠最初是作为“国殇”、“烈士”纪念的，并以此为发端，逐步被推崇为军人、武士的典范和楷模。宋人曾三异在《同语录》中就说过：“《九歌·国殇》，非关云长之辈不足以当之，谓生为人杰，死为鬼雄也。”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动荡，战乱频仍，三国英雄的故事得到传播。史家们记述战将的勇猛时往往比喻为关羽、张飞，如《晋书·苻生载记》写王飞、邓羌、彭越等人时称：“骁勇多权略，攻必取，战必胜，关、张之流，万人之敌者。”《陈书·萧摩诃传》记萧摩诃时云：“君有关、张之名，可斩颜良矣!”从唐代开始，关公被正式列入国家祭祀的武神从祀者之列，到明代又取代姜子牙的地位，成为武庙中的主神。作为战神、武神、保护神，是关公崇拜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中的基本命意所在。

许多军人本来就钦佩关公的勇武精神，对他于万众之中斩颜良，围攻襄樊时俘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以及箭伤中毒后“刮骨疗毒”言笑自若等作为军人的英勇行为，由衷钦佩。再加上小说、戏曲的演绎，关羽身经百战、驰骋疆场的精彩故事就更加深入人心，成为鼓舞军人的精神力量。而历代国家政权的崇拜和提倡，又无不突出他“武安”、“勇武”、“神勇”的特点，更使关公成为整个国家军队的武神，成为全体军人的精神支柱和崇拜对象。封建王朝十分注重在军队和军人中大力提倡关公崇拜，其用意一是以关公忠义品德培养国家军队效忠皇权的思想；二是以关公勇武精神鼓舞士气，使军人勇敢作战；三是以“关公神灵保佑”来增强军队、军人的胜利信心，减轻和克服不利形势下的恐慌、动摇情绪。军人对关公的崇拜基本上是符合这些宗旨的。同时，也有不少军人从关公崇拜中增强了守土有责、护国安民、临危不惧、义气相许等军人品格。还有一些深信关公为神的军人，企盼关公神灵保佑自己作战顺利、转危为安、平安归来。总之，历史上军人对关公的崇拜有着自己特定的内容。而战前战后的祀关，也是军人崇拜的一种特殊形式。

中国古代自周以来，天子出征，便有祈祷武神庇佑的仪典“杩祭”。后来，历代王朝建立武庙，先是以轩辕黄帝为武庙主神，汉晋以后亦有祀项羽为武神者，从唐代开始以姜子牙为武庙主神，关公以蜀关将军汉寿亭侯的身份被列入从祀之列，正式进入武庙。宋初，关公一度迁出武庙，至仁宗时又恢复原有位置，但其地位远在张良等“十哲”之后。后来，广西侬智高反叛，侬曾祈求关神助其成功，关神不应，遂毁其庙。狄青平叛后，重建关祠，宋仁宗还特赐祠额。宋代帝王们给他加赠的封号着眼于“武安”、“义勇”。自南宋至明初，则形成了关公与岳飞并列为“武圣”的局面。关公在军事上的地位和影响正在逐步提升和扩大。1108(大观二年)，进封武安王；1123年(宣和五年)，再加“义勇”二字。

明代，封建统治者为维护政权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宁，不断提高关公的武神地位。1486年(成化二十二年)，明宪宗下令重修奉祀刘备、关羽、张飞的三义庙，其目的是企图靠刘、关、张的神灵保佑“兵革不兴，海宇宁谧”(《宛署杂记·御制重建三义庙碑》)。1509年(正德四年)，明武宗朱厚照赐南京关庙“忠武"庙额，其意在借关公的“忠义神武”庇佑天下太平、疆域永固。其后的王朝赋予关公“伏魔”、“神威远震”、“神武”等封号中，也明显包含着他们对关公以其“神威”、“神武”震慑天下的期望。明代，皇家因关公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视死如归、英勇善战等品质，更合乎他们选定武神的标准。所以，把关公推为武庙崇祀的主神，取代了沿袭数百年的姜子牙，成为新的“武圣”。除在京都、府州县城兴建武庙、祭拜关公外，还在各关隘、边陲、海隅大建武庙、关庙。早在1387年(明武洪二十年)，江夏侯周德便奉命在福建东山岛创建关王庙。明代最重要的军事防御设施“万里长城”东端的山海关，建有7座关帝庙，西边的嘉峪关有建于1506年(明正德元年)的雄伟关庙。另外，山西大同、河北蓟县等九边重镇也建有关庙。这些军事要地建立关庙，主要是为了震慑外敌、壮大军威、激励忠勇、鼓舞士气。

特别是清代，由于关公崇拜达到了极盛，封建统治者要把关公奉作佑国强军、阻击外寇、平定叛乱、镇压民变、安邦定国的至尊神灵。在清代，有许多带兵将领的奏报和皇帝的谕旨中都有“关帝显灵”护佑清军获胜的内容，其中不无偶然因素和夸饰渲染，不无带兵将领有意迎合皇帝意图的情况，但也从一种特定角度反映了军人对关公的崇拜。

在维护国家统一和反对外敌入侵的战争中，关公崇拜经常成为鼓舞清军将士奋力作战的精神力量。反映这方面战例的奏谕不少，如乾隆中期，新疆准部阿睦尔撒纳和回部大小和卓木先后发动叛乱，清政府派兵入新疆，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经过广大官兵的浴血奋战终于平定叛乱。在平叛过程中，清政府宣称得到关帝的帮助，因此，又给关帝赐加新的封号。乾隆帝御制的一则碑文写道：“我国家久仰灵威，近于西师之役，复昭蒙佑顺，因特加封号日：‘忠义神武灵佑’，并允太常议，于地安门外神庙，恭书新号神牌

又如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喜马拉雅山以南的廓尔喀部在英国侵略者怂恿和支持下入侵西藏。清廷遣大将军福康安率军入藏，击败廓尔喀。战争之中，出现了许多有利于清军的异常现象，将士们以为是关羽显灵，“自进师凯旋，凡三越月，固由圣主庙谟广远，批示机先；大将军运筹帷幄，靡坚不破；然究属君威灵呵护之所至也”。为此，专门重修了札什城关帝庙、日喀则关帝庙和江孜关帝庙。清驻藏大臣和琳在《关帝庙碑文》中颂扬道：“举凡王师所向，靡不诚服，关帝君实默佑焉。”

再如1826年(道光六年)，维族张格尔在英国侵略军支持下，发动武装叛乱。很快，叛军占领了天山南路的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阿克苏、和阗等城。清政府派杨遇春、长龄等率领大军前去平叛。在各族人民，特别是维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清军屡败叛军，先后收复了各地。1827年(道光七年)冬，清军俘获了张格尔，叛乱被镇压下去。这次平叛，是广大爱国军民浴血奋战的结果。但经过军队将领奏报，清廷又把这份功劳算在关帝头上，再次追加封号。1828年(道光八年)正月十三El，清宣宗颁布诰谕说：“此皆仰赖关帝威灵显赫，默褫贼魂；用克生擒巨憝，永靖边圉，必应加展诚敬，以期亿万年护国安民。”(《清文宗实录·卷五十一》)

、清军镇压国内农民起义的战争中，也往往依赖关公的“神灵护佑”来提高士气。反映这方面情况的战例，如1813年(嘉庆十八年)，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爆发天理教农民起义。李文成、林清等人是当时天理教的著名领袖。李文成在河南滑县一带、林清在河北大县传教。他们相约在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同时起义，不料河南滑县教众在准备起义时泄密，李文成被捕。滑县教徒为营救李文成，提前于九月七日起义，一举攻占滑县城。清统治者急派陕甘总督那彦成为直隶总督，纠集河南、山东、河北、山西等省“满汉劲旅”，向起义军疯狂反扑。由于力量悬殊，李文成牺牲，起义失败。但统治者却极力标榜说得到了关公的显灵助佑，《清文宗实录·卷五十一》载清文宗奕诗语云：“上年逆匪突人禁门时，恍惚之中，望见关帝神像，畏慑奔窜，立就歼擒。本日又据那彦成奏，当滑县城光复之时，贼匪于黑夜中拼命突围，官兵施放枪箭，未能真切，忽城旁庙宇自行起火，照如白昼，官兵两路夹击，始将贼匪截回，悉数殄除。定后，乃知城旁庙宇供有关帝神像，庙虽焚毁，神像岿然独存，毫无损动等语。此次逆匪滋事，屡荷关帝灵爽翊卫，实深寅感。”嘉庆帝还御书“佑民助顺”匾，赐给河南滑县重修的关帝庙。

再如1853年(咸丰三年)，太平军将领林风祥、李开芳率两万余人进行北伐，五月进至河南，包围省城。六月，北伐军从河南省城撤围，渡过黄河，转进山西，后曾进入直隶，逼近京城。最后，因孤军深入，缺乏后援，被清军剿灭。清政府把“河南省城解围”归结于关帝“神灵助顺”，又加关帝封号“保民”。还有1862年(同治元年)三月，太平军攻人四川綦江县，据当时县令杨铭《关庙碑记》载：“贼至无兵，兵素不救。四月十一日，城陷，合城士女魂散魄飞，仰荷神庥，登时击退贼去。”

与封建统治对立的农民起义军也崇奉关公，如北宋时期梁山泊农民起义军，为了壮大声威，鼓舞士气，极力争取关公后裔“大刀关胜”上山入伙，首领宋江甚至以梁山第一把交椅相许。明末，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也十分推崇关公，山西省盂县土塔乡盂北村有“大顺国”时期修建关帝庙的碑文《新建敕封关圣帝君庙宇序》。清末，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军编印的《天情道理书》中有10多首诗以关公等三国勇将比拟自己的将领。其中一首诗云“古称关赵最英雄，天国英雄志亦同”，又云：“扫清世间妖百万，英雄胜比汉关张。”

另外，许多古今名将也留下不少崇拜或敬重关公的轶事。如明末名将左良玉曾在许昌灞陵桥亲题“汉关帝挑袍处”6个大字，表达对关公的崇敬；民国著名将领冯玉祥在灞陵桥关庙留下了“曹公待己厚矣，上书辞去岂是绝情此际心中存汉；金虏无可弃也，班师归来原非素志当下敢违君命”的联语，借关公和岳飞忠心报国的英雄事迹，抒发自己的爱国壮志。著名抗日英雄杨靖宇生长于河南古城，关公斩蔡阳等英雄故事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许世友、杨得志因仰慕关公英名，曾登临徐州土山关帝庙造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