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代谥封

关公死后的最初谥封是在260年(蜀汉景耀三年)，后主刘禅追谥其为“壮缪”。这时距关公过世仅41年，这种追封还带有褒奖、追念的意味，其精神统驭的作用尚不明显。

给关公加爵封王始于宋代。北宋徽宗赵估于1102年(崇宁元年)追封其为“忠惠公”，使关公由侯爵进为公爵。事隔一年，又于1104年(崇宁三年)以“道君皇帝”名义封关公为“崇宁真君”；1108年(大观二年)再封关公为“昭烈武安王”；1123年(宣和五年)又封关公为“义勇武安王”。在短短的21年问，赵佶追封关公达4次之多，由侯进公，由公进王，意在将关公和神权、道教合为一体，从精神上对百姓形成钳制，驱使其为封建统治服务。

偏安江南的南宋由于边患不已，内外交困，更需一个能够庇佑他们的精神“保护伞”。于是，南宋皇帝们也将关公祭出，他们宣称关公能“肆摧奸宄之锋，大救黎元之溺”。宋高宗赵构于1128年(建炎二年)加封关公为“壮缪义勇武安王”；孝宗赵咨更称关公“生立大节与天地以并传，殁为神明亘古今而不朽”，“名著史册，功存生民”，于1187年(淳熙十四年)封关公为“壮缪义勇武安英济王”。

宋亡之后，蒙古族入主中原，建立元朝。元朝统治者为缓解蒙汉矛盾，巩固其初建的王朝，也借助关公的精神力量为其服务。元文宗图帖睦尔于1328年(天历元年)在南宋给关公的封号上去掉“壮缪”，改为“显灵”，全称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1353年(至正十三年)元武宗颁发的“关庙诏”，加关公封号为：“齐天护国大将军检校尚书守管淮南节度使兼山东河北四门关镇招讨使兼提调遍天下诸宫刹天地分巡案管中书门下平章政事开府仪同三司金紫光禄大夫驾前都统军无倭侯壮穆义勇武安英济王崇宁护国真君"。

封关公为帝始于明代。明太祖朱元璋曾于1368年(洪武元年)撤掉前朝给关公所加封号，恢复其原封爵汉寿亭侯，但到1394年(洪武二十七年)却又“建寿亭侯关羽庙于鸡鸣山之阴”，祭拜如初。朱元璋死后，由皇太孙朱允坟继位，年号“建文”。1401年(建文三年)，朱棣发动武装政变，以“清君侧”为名攻克南京，夺得皇位。朱棣宣称，他的行动得到关公显灵保佑，由他当皇帝乃是“天意”，下诏建关庙于都城。到了明朝中后期的1509年(正德四年)，武宗朱厚照下令将全国的关庙一律改称“忠武庙”。1582年(万历十年)神宗朱翊钧封关公为“协天大帝”；1590年(万历十八年)，再封关公为“协天护国忠义帝”。但这两次封“帝”，仍未超出道教神祗系统。到1594年(万历二十二年)，应道士张通源的请求，朱翊钧进关公爵位为“帝”，这是关公爵位正式由“王”晋“帝”之始，关庙的称谓亦由“忠武”改为“英烈”；1614年(万历四十二年)，朱翊钧又加封关公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同时封关公夫人为“九灵懿德武肃英皇后”，子关平为“竭忠王”，子关兴为“显忠王”，并以宋名臣陆秀夫、张世杰配祀关公。

清王朝的统治者对关公封谥有增无减。人关伊始，1652年(顺治九年)，即封关公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在位时虽未给关公增赐封号，但他对关公却十分偏爱。康熙帝曾自称是刘备转世。据记载，有一次，他临朝议政之时，忽听身后有脚步声，便问：“身后何人?”答日：“二弟关羽。”他又问：“三弟何在?”答：“镇守辽阳。”康熙创造这样一个“神话”，是为了强调清朝入主中原的正统地位，同时要求贵族大臣像关羽效忠刘备那样效忠于他。在1703年(康熙四十二年)，康熙帝巡视山西时，还亲自拜谒了解州关庙，并为关庙御书了“义炳乾坤”匾额。从世宗胤稹以后，除了对关公本人的谥封外，还开始封谥关公祖辈和封赐关氏后裔。1725年(雍正三年)，封关公曾祖为光昭公、祖为裕昌公、父为成忠公；同年，授关氏在河南洛阳的后裔为世袭五经博士。1726年(雍正四年)，依洛阳先例，授关氏在山西解州后裔世袭五经博士。1732年(雍正十年)，授关氏在湖北当阳的后裔世袭五经博士。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加封关公为“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1804年(嘉庆十九年)，谥封关公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关圣大帝”；1828年(道光八年)，谥封关公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1854年(咸丰四年)，谥封关公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关圣大帝”；次年，又加封关公三代祖辈为王，曾祖光昭王、祖裕昌王、父成忠王。1856年(咸丰六年)，还加封关公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关圣大帝”；同治九年(1870年)，谥封关公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靖诚绥精翊赞关圣大帝”。1879年(光绪五年)，在山西大早近三年、民不聊生、光绪帝也忧心如焚之时，终于普降透雨，光绪帝几乎遍封山西各庙诸神，又给关羽增封“宣德”二字，使关公的封号竞长达26字之多，全称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

一、祀典

历史上皇家对关公进行的官方祭祀大约始于唐代。760年(唐上元元年)，“以兵戎之急”封姜子牙为武成王，“享祭之典，一同文宣王”，并简选历代名将64人为从祀，关公位列其中。宋徽宗于1123年(宣和五年)封谥关公为“义勇武安王”后，与张飞、吕蒙、周瑜等72将从祀于武成王庙，关公位在开武庙西庑第十四。这是目前见到的正史记载官方祭祀关公的最早资料。此时，关公还是作为配角从祀于武神姜子牙的。

从明王朝中期开始，将关公由“从祀”升级为“专祀”，从而取代姜子牙的武神地位，祀典仪式及供奉礼品日益隆重，祀典制度趋于成型。韩祖康《关壮缪侯事迹》载：“南京汉寿亭侯庙，洪武二十七年自玄津桥改建于鸡鸣山。每岁及四孟岁暮，遣应天府官祭。五月十三日，又遣南京太常官祭。”永乐年间，不仅在南京、北京修建关庙，祭祀关公的次数也由原先的四季、岁暮、五月十三日等6次，增加到25次，祭品档次提高，祭礼规格也相应升级。《关帝志·祀典》称：“明嘉靖年间，定京师祀典，每岁五月十三日遇关帝生辰，用牛一、羊一、猪一、果品五、帛一，遣太常官行礼。四孟及岁暮，遣官祭，国有大事则告。凡祭，先期题请遣官行礼。”由此可知，明代的京师北京和应天府南京每年的四季之初、岁暮除夕和五月十三日，皇帝都要派遣专司礼仪的太常寺官员前往关庙祭祀关帝，拜祭时供奉的礼品有严格规定，不得违犯规制。当时，朝廷还颁定统一的祭文。成化年间的关庙祭文为：“惟神天挺英豪，而号万人之敌，理涵麟史，以兴一国之图。酬德报功，列侯加谥。逮于有宋，敕命灵魂，复统阴符之兵，剿灭蚩尤之怪。妖氛既绝，旱虐随消，天降甘霖，池水若镜。生民获利，国课充输。公快私忻，惟神是赖。尤冀佑皇图永固，更希眷灵祚之悠长，遣使达诚，持香致敬，灵威显赫，昭格是祈。”嘉靖年间的诞辰祭文为：“惟神生禀忠义，死后神灵，御灾捍患，历代昭著。兹当生辰，谨以牲致祭，尚飨!”凡国有大事或朝廷有重要活动，都要派官员到关庙向关帝报告，以祈求保佑。解州关庙的祭祀活动由州太守主持，以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日、九月十三日为祀期。州庙祭祀与京师国家祭祀相比，规格要低，属于“小祀”，故不用牛。至万历年间，巡抚吕坤酌定解州祭祀关庙的礼品为：鹿一、兔一、羊猪各一、藁鱼豚肉四色、米饼、糁(饭粒)、糗(炒熟的米、麦等谷物)、米粉、粢(糍饭团)、榛、栗、菱、芡、果蔬、韭青、芹、笋、酒、盐、香、帛、烛炬、松膏等。祭祀时也要宣读祝文。

清代，皇家祭祀关公的规格日趋提高，规模更加盛大，仪典制度渐臻完备。清朝的建立者们在人关之前，就对关公十分尊崇。1635年(天聪九年)，皇太极曾在盛京敕建关帝庙，并亲赐“义高千古”匾额。入关之后，1644年(顺治元年)，就着手制定祭祀关帝的礼制，除在地安门宛平县东重修关帝庙外，还恢复了五月十三日遣官致祭的定制。康熙朝诏以太牢祀。1725年(雍正三年)，“旨诏京省府州县有司，官崇祀关圣庙庭，逢祭辰，陈设牲醴，祀遵太牢，特典以昭崇奉至意’’。1727年(雍正五年)，重修京城关帝庙后，专门制定了五月十三日祭典的有关规制。规定：每年五月十三日致祭，关帝前殿祭品用太牢，即牛一、羊一、豕一；祭品有：白色礼神制帛一、果品五、尊一、爵三。三代后殿用少牢，即羊一、豕一，余如前殿。春秋二祭，前殿用帛一、牛一、豕一、镫一、铏二、簠簋各二、笾豆各十、尊一、爵三，派遣大臣一人承祭，行三跪九叩礼。后殿摆设三案，用帛各一，羊各一，豕各一，铡各二，笸簋各二，笾豆各八，尊三，爵九，派遣太常寺堂上官承祭，行二跪六叩礼。

1729年(雍正七年)，清政府制定直隶、各省祭祀关帝庙的制度。规定每年三祭，即五月十三El和春秋二仲月庚El，祭品用太牢。这是自两宋以来，首次由政府规定地方按时祭祀关帝。

乾隆时期，继续对关帝及三代的祭典进行完善和发展。1740年(乾隆五年)颁定祭祀关帝庙的祭品和仪注。春秋二祭的祭品：帛一、尊一、爵三、牛一、羊一、豕一、镫一、铡二、簠簋各二、笾豆各十、炉一、镫二。五月十三日之祭品：牛一、羊一、豕一、果实五。后殿祭品：帛一、羊一、豕一、铡一、簋簋各二、笾豆各八、尊一、爵三、炉一、镫二。从所用祭品的规定看，与雍正五年：庙祀洁扫殿宇；太常寺官具祝版、备器、陈礼品；承祭官入庙；迎神上香、奠献、作辞、行三跪九叩礼；奉祝、读祝辞；送神，视燎等仪注程序大体一致。这些活动，构成了一整套祭拜关帝及三代的仪式。此外，还规定直省地方祭祀关帝庙的制度。承祭官祭拜前一日要吃斋，不理司法政务，照常办理民事。届时，“前殿主祭，以地方正官一人，后殿以丞、史。执事以礼生，陈设礼仪，均与京师祭关帝庙同”。另外，还由朝廷颁定了一系列祭文祝文。从此，祭祀关帝的制度更加完备。

清代祭祀分大祀、中祀、群祀三等，1853年(咸丰三年)，关帝祀典升为中祀，享有与历代帝王、文昌帝君相同的祭祀礼遇。与此同时，朝廷还制定更加完善、更加全面的礼仪制度。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礼部·中祀》记载，当时的规定有：一、春秋二祭系卜吉，不得忌辰日期。二、历代帝王庙乐章六奏用平字，迎神一成，初献一成，终献一成，彻馔一成，送神一成，凡六成。如遇亲祭，和声署照例奏导迎乐。今关帝庙乐章，照历代帝王庙用六成。三、关帝庙佾舞，照历代帝王庙用八佾，文舞武舞兼用。四、明年春秋二季，前殿承祭，以亲王郡王拟定正陪，遣王一员行礼；后殿遣太常寺堂官一员行礼。祀前于疏内开列具题请旨。五、五月十三日告祭关帝庙，承祭遣官，祀前致斋一日，不作乐，不彻馔，供品鹿兔果酒，其余礼节，与春秋二祭同。六、后殿各事宜，均照旧例，惟五月十三告祭，礼节供品与前殿同。七、祀前二日，太常寺恭请祝版进内，由内阁恭书祝文，送寺安奉洁安，翌日恭设亭内，送至祭所。八、前殿神位前，笾豆案一，陈设爵垫一，镫一，簋一，簋二，笾十，豆十；俎一，内陈牛一、羊一、豕一；香案陈铜炉一；香靠具实炭垫一；铜炉台二，上设六两重黄蜡二枝。

1854年(咸丰四年)，咸丰皇帝又诏准皇帝关帝祀典行三跪九叩之礼，突破了中祀的拜跪定制。当年农历八月十四日，咸丰帝还亲到关帝庙祭拜行礼。从此，清朝对关帝的崇祀礼典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峰。现存文献中对关帝祀典记载最为详细的是《关帝志》。《关帝志·祀典》云：“祭仪，致斋二日。祭前一日，有司饬庙祝洁扫殿庭内外，奉祝版，视割牲如坛，祭仪备器；陈牛一，羊一，猪一，镫一，铡二，筐、簋、笾、豆各十，炉一，帛一，香盘一，尊一，爵三，牲陈于俎，帛实于篚，尊实酒、幂勺具。祭日五鼓，承祭官朝服诣庙。赞礼郎一人引由庙左门入，武官由右门入。至阶东盥手毕，诣拜位，前立陪祭官，成诣拜位，序立。典仪、赞乐、舞生登，歌。执事官各其乃职，舞六佾，进；赞礼郎赞，就位，赞迎神，赞举迎；乐奏格平之章，乐作。赞礼郎赞，就上香位，引承祭官升东阶，入殿左门，就香案前立。赞上香，司香跪奉香，承祭官上炷香三，上瓣香，毕，赞复位。引承祭官复位立。赞跪叩，兴。承祭官行三跪九叩礼，兴，乐止。典仪赞奠帛、爵，行初献礼，奏翊平之章，舞干戚之舞。有司揭尊、幂勺、挹酒实爵，乐作。赞礼郎引承祭官升东阶，赞诣神位前，赞跪，承祭官跪，行一叩礼。司帛奉篚，司爵奉爵，各进至神位前。司帛跪奠篚于案，三叩，兴。司爵立献爵于案中，各退。司祝诣祝案前，跪，三叩，兴。奉祝版跪案左，乐暂止。赞礼郎赞，跪，承祭官跪，赞读祝；读毕，兴。以祝版跪安于神案，叩如初，兴，退。赞礼郎赞，叩，兴。承祭官行三叩礼，兴。典仪赞，行亚献礼。奏恢平之章，舞同初献。乐作，司爵献爵于右，如亚献仪。乐止，舞退。典仪赞，馔福受胙。赞礼郎赞，诣受福胙位。引承祭官至殿中拜位立，奉福胙二人，自东案奉福胙至神位前，拱举；接福胙二人，自西案进豆于左。赞礼郎，跪。承祭官跪，赞，饮福酒。右一人跪进福酒。承祭官受爵拱举，以授于左，接以兴。次受胙，如馔福之仪。赞，叩、兴。承祭官三叩，兴。赞，复位，引承祭官退，降阶复位。赞，跪，叩，兴。承祭官、陪祭官均行三跪九扣礼。典仪赞，彻馔，奉彝平之章。乐作，有司彻馔，乐止。赞，送神，奏康平之章。乐作，赞礼郎赞，跪，叩，兴。承祭官、陪祭官均行三跪九叩礼。兴。乐止。典仪赞，奉祝帛馔，送燎。有司奉祝帛香馔，以次送燎如仪。承祭官避立拜位西旁，俟过，复位。乐作，赞望燎。赞礼郎引承祭官诣燎位望燎。礼毕，乐止。承祭官及执事官皆退。同日祭后殿，正中奉三代神位，南向，各异案。每案羊一、猪一、铡二、簠、簋各二，笾、豆各八，炉一、镫一，殿中设案，少西北向，供祝版。东西各设一案，分陈礼神制帛、三香盘、三爵、九尊、三俎、篚幂勺具，设洗于后垣门内甬道东。承祭官位殿檐下正中。司祝、司香、司帛、司帛、司爵、典仪、常燎各以其职为位，如常仪。承祭官由前左门人后垣中门盥手毕，升阶就位迎神，引诣正位前，上香毕，以次诣左右位前，上香，复位，行三跪九叩礼。初献，读祝如仪。凡仪节，均与前殿同。”

二、宗旨和影响

从唐代起，关公开始享受国家祀。唐王朝是在“安史之乱”的冲击下，国家濒临分裂割据边缘的背景下，欲借用历代名将威力和影响，激励将士英勇杀敌、尽忠报国。关公因其“敌号万人”、“忠勇绝伦”，被列入武成王姜子牙的从祀之列。

在宋代历朝帝王们的心目中，关公的地位虽未达到其后历代的水准，但从其封号中即可看出：关公由侯而公，由公而王，在祭坛的地位呈逐步上升之势。宋代帝王推崇关公，一方面是由于关公在民间和宗教界、尤其是道教中影响越来越大，欲假关公之神灵，佑国家之安宁；另一方面是因为辽金的存在对宋王朝构成了巨大的军事威胁，企图用关公的忠义勇武鼓舞和激励军队士气。偏安一隅的南宋，国土沦丧，积贫积弱，朝野不宁，他们几度给关公进封加爵，一方面是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另一方面在军事上的用意更为显著。《荆门志》所载赞颂关公的诰词“肆摧奸宄之锋，大拯黎元之溺”，即表达了统治者的良苦用心。

金代，虽未给关公增加封号，但入主中原的统治者们为了巩固他们在汉民族聚居地区的政权，自然地接受了中原文化，同时也容纳了前朝树立的神祗关公。

元朝统治中国虽不足百年，但他们也没有忽视关公在社会各界的广泛影响，从元朝给关公的封号看，地位已超过了宋朝。

明代，朝廷对关公的崇拜已超越前代，对关公的加封也愈益显赫，但各个时期却有着不同的缘由和动机。明初，推崇关公，主要是利用关公对蜀汉正统王朝的忠义精神，来夸饰自己从异族统治者手中夺取政权的合理性，从而达到安定民心、稳固政权的目的；同时期望通过关公的神圣力量，帮助他们实现天下大治，以图“皇朝永固”、“帝系长久”。大学士商辂的《都城修庙碑》说到他们崇奉关公的这种期望：“阴阳调而风雨时，五谷熟而民人育，国有祯祥，物无疵疠，永济斯世于雍熙太和之盛。”明代后期，宦官擅权，党争炽烈，朝政腐败，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封建王朝面临着江河日下的严重危机。这时，他们崇关的目的，主要是希望借关公的精神威力，“鉴观万天，巡游三界，悉清人鬼之妖，全消未萌之患，庶命边防镇静，四夷无干扰之虞，朝野奠安，海宇乐升平之化”(张镇《关帝志·卷一》)，企图维护濒临崩溃边缘的腐朽统治。

清代，在不断升温的崇拜、信仰、祭祀过程中，关公成为维系皇权、神权、伦理纲常的万能神灵。清朝入关之初，满汉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反清复明”的声浪此起彼伏。统治者们为缓和矛盾，获得汉族人民的认同，尽快安定初创的政权，于是大力抬出关公为他们铺路开道。乾隆时期，清王朝进入盛世，政策锋头转向以安民、抚民为主，所以他们把忠孝节义、三纲五常等光环附加到颇具儒家风范的武圣人关公身上，使之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圣人和争相效仿的伦理道德典范。清朝中后期，吏治腐败，民怨沸腾，内忧外患，危机重重，封建统治陷人内外交困的境地。统治者们又幻想以关公的神圣力量“排忧解难”，拯救危局。

历代皇家对关公的极力推崇与不断加封，对社会各界关公崇拜无疑起了极大的鼓励和推动作用，关公崇拜之声势一浪高过一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