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珠    中国博物馆学会会员

运城市河东博物馆馆长

任义国      运城市宗教局干事

2013 年 3 月 29 至 4 月 18 日，历时 21 天的“两岸关公文化巡礼———关公祖庙圣像巡游活动”，纵贯台湾南北 14 个县（市）160 余座庙宇，参与信众达 400 余万，活动规模大，参与人数多，仪式层次高，时间跨度长，为弘扬关公文化，加强两岸文化交流，增进两岸血脉情深，推进两岸多方面合作谱写了新篇章。由此，谨将巡游历程中对台湾关公文化方面的所见所闻及所识所想等，分享给关注和支持关公文化的诸位同仁。权作抛砖，以期引玉。

1. 台湾关公信仰的历史渊源

   关公是台湾民间最为崇敬的神祇之一，台湾的关公信仰与大陆有着极其深厚的历史渊源。根据相关文献资料记载，按照历史时间的线索，台湾关公信仰的发展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明郑时期———台湾关公崇拜开始缘起

   台湾明郑时期，是指台湾在南明永历中后期（1661—1683 年），由明朝（南明）延平郡王郑成功建立的明郑政权统治时期。郑氏政权在台湾，历郑成功、郑经、郑克塽三世，史上有“延平王国”、“郑氏王朝”、“郑氏王国”、“郑氏治台”多种称谓。西方人，则称之为“台湾王国”、“福尔摩莎王国”。明郑王朝为台湾历史上第一个汉人政权，都于东都明京（后改为东宁，故又称东宁王朝），即今台湾台南市。虽礼遇明王朝宗室奉南明正朔之永历年号，但实际上是一个以郑氏族系为最高元首的独立王国。

   文献资料显示，关公信仰在明郑时期开始传入台湾。明末，福建移民开始在台湾定居。1662 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开始了闽粤移民台湾的高潮。闽粤人在移入台湾的同时，也把关公信仰带入了台湾，关公作为移民的保护神由此进入到台湾的民间信仰中。关公是明朝官方祭祀的重要神祇，为巩固其统治政权，官方兴建的关帝庙宇遍及各地。据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蒋毓英纂修的《台湾府志·庙宇》记载，时关帝庙宇主要集中在台湾南部，后来随着移民的大量迁入，关公信仰逐步遍布台湾整个地区。

   清治时期———台湾关公崇拜得到发展

   清治时期，亦称清领时期，是指台湾由1683 年施琅攻台至 1895 年甲午战争后割让予日本为迄，由大清帝国实质统治台湾的时间，共 212 年。这是台湾历史到目前为止，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分期。此间，台湾对关公的敬奉达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新建的关帝庙约有33 座，几乎遍布当时台湾的大中城市。关公信仰之所以在这一时期得到迅速传播，不仅是当时台湾大量移民迁入的促推作用，也与官方的倡导，军人、郊商（台湾一种地方商业集团，也称“郊行”或“行郊”）以及当地普通民众的推崇有着很大关系。

   日据时期———台湾关公崇拜逐渐演变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惨败后，被迫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开始了日据台湾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这一时期，又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在日据台湾的前二十年，实行不干涉政策，但仍有一些措施制约着台湾的宗教信仰自由。二是在 1915 年西来庵抗日事件后，日方开始调查台境的宗教信仰。调查的结果，由日本学者丸井圭治郎编纂成《台湾宗教调查报告书》。书中记载，当时台湾共有 132 座关帝庙，这与晚清时期统计的数字增加了 3 倍。如此增长之快，一方面是统计时包括了规模较小的关帝庙，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出现了另外一种信仰———鸾堂。鸾堂，是台湾民间信仰颇为兴盛的宗教流派，又称鸾门、圣堂、圣门、儒门，或称儒宗神教、儒宗圣教、儒宗鸾教等。其形式是以“扶鸾”进行神人沟通，进行例行性的宣教活动的民间宗教机构，主张以儒为宗、以神为教，主祀三恩主公（主神为关圣帝君，另祀孚佑帝君、司命真君，尊称为三圣恩主）。三是卢沟桥事变后，开展皇民化运动，全面整顿废除政策。其中，整理寺庙如火如荼。这一时期，关公民间信仰面临严峻形势，大部分神像被毁，庙宇被拆。

   光复时期———台湾关公崇拜趋向全民

   1945 年，日本战败投降。根据四大同盟国的协议，日本归还台、澎地区于中国。台湾光复后，关公信仰得到恢复，新建关帝庙不断增加。关帝的神祇角色逐步向全能神转变，祈雨、祛病、求财、求学等几乎无所不包。20 世纪 70 年代起，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有机会回到大陆。其中，不同形式的“关公文化交流团”成为主要的力量之一。其通过对大陆关帝庙宇进行祭祀，有力地推动了两岸关公文化的交流。两岸以关公文化为载体，增进彼此了解，促进民族文化认同，使关公文化在当代社会具有了全新价值和作用。

2. 台湾关公文化的主要现象

   这里所阐述的关公文化现象，是以关帝庙宇为主，以及围绕关帝庙宇这一信仰空间的祭祀仪式。

   台湾关庙数量及建筑风格

   台湾现存奉祀关公的庙宇究竟有多少，众说纷纭。一些比较确切且有权威性的资料显示，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1. 日月潭文武庙资料———600 余座。

2. 中华世界关圣弘扬学会资料———800余座。

3. 中华道教关圣帝君弘道协会资料———登记在册 735 座；属于地方性主要宫庙约 250座。

4. 台湾道教协会资料———经台湾当局登记备案 600 余座；无登记但具一定规模 1000余座；小规模家庭式的神坛 2000 余处。

   以上数字可以看出，台湾现存的大型关帝庙至少 600 余座，小型关帝庙更是难以计数。

   台湾关帝庙，或雄壮宏伟，或小巧玲珑，皆金碧辉煌，精美绝伦，建筑艺术堪称精湛，主要分为三种样式：其一有牌楼和庙埕，庙宇结构或以华南式为主，或以华北式为主，或两者结合。如：云林县四湖乡的参天宫等。其二为院落式，有二进或三进，多以晋闽风格为主。如：台北市行天宫等。其三为宫殿式，以二层及多层为主，以层代殿。如：高雄市苓雅区的关帝庙等。

   台湾有很多著名的关帝庙，位于台南市永福路的祀典武庙便是其一。此庙以其建庙之早、文物之丰、格局之伟、地位之尊而著称，是台湾十六处一级文物之一。武庙历史可追至十七世纪中期，相传由郑氏王朝所创关帝厅扩建而成。虽无相关文献证明，但考证 1690 年至1717 年该庙确已存在，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有过两次修 葺。康 熙元年（1662 年），郑成功率师东征，匡复台湾，建承天府署于普羅民遮城。四年后郑经在承天府署正南方建关帝庙、佛祖厅，即今武庙旧址。此庙还供奉有关帝始祖，清雍正三年（1725 年）敕封关帝三代公爵，特制神牌奉于后殿。之后，后殿定名为三代厅，关帝庙定名为祀典武庙，每年春秋及五月进 行三次 隆重祭祀。祀典武庙分为三进，第一进奉祀关公，第二进奉圣之三代始祖，第三进奉观音菩萨与十八罗汉。后进设西社和小花园，为文人吟风弄月及南管音乐演练之所。

   台湾有些关帝庙，其名称看上去与关公无关，但主祀神却是关公，如台湾彰化县员林镇的玉皇宫等。台湾关帝庙多数以道教为主，少数属于佛教，如基隆市的济安宫等。还有的属于释道合一，如云林县的天瑶宫等。有些地方，一座关帝庙有多种名称，如云林县斗南镇的文武圣庙又称感修堂等。由于台湾供奉神祇趋于多样性，多神共祭的关帝庙也为数不少。

   台湾关帝庙中国传统文化元素非常浓。如祥龙献瑞、双凤含珠及象、虎、松、鹤的浮雕；也有与关公有关的“刮骨疗伤”、“单刀赴会”壁画；亦有将风水观念与装饰审美相结合的“左青龙、右白虎”图案。福建、台湾以及客家匠师的风格，台湾关帝庙都有不同展示，彰显出台湾多元文化汇集的特点。

   作为祭祀关帝的神圣空间，台湾的许多关帝庙成为文化活动场所。一些庙宇积极参与主办传统节庆和慈善活动，开展系列文化活动等。文化的承载通过活动开展，促进了关帝庙宇功能的转换。

   台湾奉祀关公的表现形式

   关公信仰，在台湾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台湾各界，祭祀关公的仪式多样而隆重。

1. 祭祀仪式的丰富性

   台湾祭祀关公，仪式多样，场面隆重。主要包括：举办流水宴席，场面宏大，参与人数多；邀请梨园戏、歌仔戏以及布袋戏等地方戏曲进行酬神表演，其中最有特色的是“佾舞”，气势威武，符合关公武将的身份；举行绕境仪式，一般包括：行终献礼→献舞→献币→献帛→献桃→献面→三跪九祀→齐跪→叩首→再叩首→三叩首升→齐跪→叩首→五叩首→六叩首升→齐跪→叩首→八叩首→九叩首升。

2. 祭典时间的多样性

   祭祀关公活动，主要集中在农历正月十三日、五月十三日、六月二十四日。南部地区比较重视五月十三日，北部地区以正月十三和六月二十四为主。如新庄武圣庙分春秋两祭，春祭农历正月十三日（正月十一日至十五日五天法会），秋祭农历六月二十四日（六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五天法会）。此外，农历五月十三日、十月三十日，分别还祭祀关平太子及周仓将军。农历十月一日开始接受光明灯登记，十二月十五日谢灯谢平安。

3. 祭典性质的宗教性

   祭祀关公仪式，与宗教密切相关。如祀典关公的代言人，由驱邪仪式的祭师来担任，这一角色融入场景中成了镇压邪魔的工具，凭借符咒力量予以驱鬼。

   这种宗教化也体现在某些酬神戏曲中。如扮仙是北管重要的表演项目，又称“吉祥戏”、“例戏”、“吉庆戏”、“开场戏”、“帽儿戏”，是正戏开演前进行的短剧表演，大多在庙会庆典、祝寿喜庆等场合应用。这些固定的传统仪式，剧目内容一般和正戏无大关联，但与演出场合有着紧密联系。扮仙戏，有着宗教仪式功能，注重的是除煞和祈福。除煞和祈福，相辅相成，不同的剧目母题，在相同的场合上演，有着相同的功能和意义。通过演出，来完成宗教仪式，具有一定的“灵效性”，以重塑其未来的“生命处境”。再如扮三仙、扮八仙等，均属于此类宗教性的酬神戏曲。

   同时，这种宗教化的表现形式还与信众的愿望有关。笔者在台湾发现《礼愿》：祈求慈尊关公俯垂默佑。一愿国运遐昌，版图永固；二愿元首康泰，群僚忠良；三愿三界咸宜，山海倍利；四愿四民福臻，安居乐业；五愿五洲和谐，争端永息；六愿六合澄清，世无污染；七愿七祖超升，常处玉京；八愿八表安宁，灾星匿形；九愿九天庇佑，大降祯祥；十愿十万有庆，人间升平。其中既有民众的普通愿望，更有涉及国家、社会的宏大愿望，彰显出关公这一神祇的全能神角色。

4. 信仰空间的多重性

   一是信仰空间的公共性与开放性。以关帝庙为核心的祭典空间，不同行业的个体汇聚到庙宇之中，在特定的时间，在神圣的空间，通过求签占卜等形式，解决自身的诉求，获得精神上的慰藉。

   二是信仰空间的神圣性与世俗性。关帝庙是供奉神灵之所，作为关公信仰空间，其神圣性不容亵渎。在这一信仰空间里，要亲身感受到神灵为普通民众解决精神出路的作用。如抽签、占卜等，都是与关公交流的有效方式。

   三是信仰空间的构建是多种角色共同作用的结果。如官员、知识分子、商人、民众等多种角色共同参与到信仰空间的构建之中。官员是把关公作为引导民众的一个标志，重在突出关公忠义仁勇礼智信的精神内涵；知识分子作为文化传承和流变的直接见证者，记录和传播是他们的责任和义务；商人重视的是求财，如山陕会馆即是商人信奉关公的见证；民众作为信奉关公的一个巨大群体，更多的是祈求关公的护佑。在护佑的背后，体现出中国民众对神祇的一种敬畏。

1. 祀典交流的纵深性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信仰政策的逐步放宽，越来越多的台湾和海外华侨有了更多的机会回到大陆。其中，不同形式的台湾“关公文化交流团”，成为主要的力量之一。台湾方面通过到解州关帝祖庙、常平关帝家庙谒祖寻根，祭祀关圣帝君，促进了两岸关公文化的交流。同时，通过关公文化平台，带动经济产业的发展。

1. 台湾关公文化研究传播机构

   随着关公文化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大，台湾越来越多的机构为关公文化研究和传播做出了卓越的努力。这些机构积极研究和传播关公文化的同时，在推动环保节能、动物保护、端正礼俗、两性平等、反毒宣导、社会公益等方面，都有自觉的表现。如中华道教关圣帝君弘道协会、台湾关公文化协会、台湾道教协会、中华世界关圣弘扬协会、桃园明圣经推广协会等众多机构等。其中，台湾关公文化协会写道：为发扬关公忠义精神，倡导传统道德文化，落实三纲五常，以仁、义、礼、智、信，净化人心，开启信仰文化新境界，引领启发人性中正信正念的显露，祈能为社会注入一股忠义正气而尽一己之力，效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及关公醒世格言“读好书、说好话、行好事、作好人”，以达律己及人，有缘将中华传统信仰道德文化薪传下一代。

2. 台湾对关公精神的表述

   大陆以“忠义仁勇”，作为关公文化的精神内涵。而在台湾，有三种说法。

   一是仁义礼智信。台湾民众往往通过关公的事例来进行阐释。如以“千里寻兄”来体现关公的仁；用“义释曹操”来体现关公的义；用“秉烛达旦”来体现关公的礼；用“水淹七军”来体现关公的智；用“单刀赴会”来体现关公的信。

   二是忠孝节义。倡导要忠于国家，孝敬父母，强化气节与操守，担当正义。

   三是忠孝廉节。当政之要在于兴一方，为政之要在于敢创新，治政之道在于求民安，施政之本在于洁自身。此处的“廉节”，可谓迎合了当下所倡导的风清气正的干部行为准则。

   无论哪种说法，万变不离其宗，其中都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与伦理，渗透着儒学的春秋精义，这些都是中国古代社会所提倡的和所崇尚的道德准则，也是中国社会基础性的道德伦理价值观。正如于右任先生的对联：“忠义二字团结了中华儿女，春秋一书代表着民族精神”，这就是对关公精神最好的总结和概括。关公的人格力量、风骨和气节一直都在激励着华夏儿女要胸怀民族感、爱国心。关公在台湾，不仅仅是对一个神祇的敬仰，更是通过关公这一神祇，对中华文化精神的传承和弘扬，这在无形中也增强了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

3. 关公信仰对台湾社会的影响

   关公信仰从明郑时期开始传入台湾，通过上层统治者的倡导以推行政治教化，到逐渐被广大民众所接受，当下关公信仰的社会职能作用逐步凸显。关公信仰在台湾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传统农业社会的影响。台湾开辟之初，为典型的农业社会。随着闽粤等地移民的涌入，关公信仰在稳定移民心理、凝聚精神力量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同时，统治者通过关公的忠义精神，扩大对广大民众的教化，以此来维系社会道德。

   二是对工商社会的影响。当下，关公信仰原有的政治教化功能逐步弱化，进一步在文化、经济、政治、社教、娱乐、慈善、教育等方面产生作用。如台湾行天宫以宗教、文化、教育、医疗、慈善等来服务社会，进行公益关怀。

   三是对广大民众的影响。在台湾，关公的神祇角色主要包括战神、驱邪神、保护神、武财神、医药神、求子神、考试神等。关公驱邪的功能与当地丰富的民俗活动结合在一起，也为台湾民俗活动的传承产生了积极的意义。民众信仰的功利性色彩，往往增强了关公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因此，台湾祭拜关公已经成为官方和民众共同的心里寄托。这也是关公在台湾产生较大影响力的原因之一。

   总之，关公信仰之所以在台湾产生了重大影响，与其社会性、政治性以及社会功利性都有着很大的关系。关公忠义仁勇礼智信的道德行为，成为社会民众行为规范的典范，其政治性也稳定了官方对台湾民众的影响，并进一步推进了关公信仰的传播。在台湾，切实能感受到台湾民众对关公的敬仰和虔诚。不论男女老少，无论何时何地，都是顶礼膜拜，充满着浓郁的民间文化气息。民族文化血脉一代代的传承，在关公文化活动轰轰烈烈的开展中，均会带来非常有意义的启迪。

   此外，在台湾不仅能领略民众对于关公信仰的热度及关公文化的生命力，而且能感受到台湾对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台湾境内的许多关帝庙，都被分级列入重点文物古迹保护之中，设有专门机构由专职人员管理。倘若文物建筑需要维修，要经过严格的报批，并严格履行维修的程序。台湾非常重视利用庙宇来传播中华民族优秀的孝善文化，对民众进行“润物细无声”的传统伦理教育和道德培养。其主要做法就是在庙内专设书架，上面摆放多种由信徒自行捐印的精美图书以供阅读，也可免费带回家。对于青少年，则通过集体诵读《弟子规》比赛、讲说《二十四孝》故事等活动，劝人行善，教人上进。

   通过此次关公赴台巡游活动，使我们有了深切的体会，那就是：大陆与台湾有着共同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台湾宗教信仰历史悠久，信徒众多，尤其崇奉关公的信众几乎达到普适程度。台湾的关公信仰，与大陆有着极其深厚的历史渊源。自从两岸文化交流开展以来，通过关公文化这一载体，在更大程度上增进了彼此的共识，促进了两岸同胞对民族文化的认同，这是关公精神和关公文化在当代社会中所具有的全新价值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