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魅力

刘、关、张三人情同父子兄弟，并“誓以共死”，后来诸葛亮又加入这个特殊的集团。当时人论及蜀汉兴亡时，总是以这四人为代表。他们的出身和开始所走的道路，虽说不尽相同，秉性也各有别，但在人生和政治道路上却走到了一起，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可以说，他们是一批在汉末战乱当头，忧国忘家，振济苍生的仁人志士。也就是说，他们是一批共赴国难的同道者。这个“道”就是削平群雄，平息战乱，重建统一繁荣的国家政权，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正是这个崇高的政治目标，使他们聚结在一起，饱经风雨，而牢不可破。因此，从这个生死与共的集团行为出发，并结合关羽的个人言行，才能对其人格魅力有深切的认识。

刘备的文武才略，当时人评价极高。曹操说“夫刘备，人杰也”。又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指备）与操耳，本初（袁绍）之徒不足数也”。郭嘉、程昱也说：“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周瑜、鲁肃皆认为刘备“天下枭雄”。广陵太守陈登称：刘备“雄姿杰出，有王霸之略”。当时群雄逐鹿中原，刘备在他们心目中声望颇高，且深受尊崇。兴平元年（194年），徐州牧陶谦病笃，谓别驾糜竺曰：“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谦卒，刘备推让袁术。广陵太守陈登曰：“公路（术）骄豪，非治乱之主，今欲为使君合步骑十万，上可以匡主济民，成五霸之业，下可以割地守境，书功于竹帛”。北海相孔融也劝说：“袁公路岂忧国忘家者邪？……今日之事，百姓与能，天与不敢，悔不可追”。可见他们都认为刘备忧国忘家，乃治乱之主。陈登等遣使告袁绍云：“州将殂殒，生民无主……辄共奉故平原相刘备府君以为宗主，永使百姓知有依归”。袁绍答曰：“刘玄德弘雅有信义，今徐州乐戴之，诚副所望也”。刘备助曹操败亡吕布后，曹操表刘备为左将国，“礼之愈重，出则同舆，坐则同席”。建安四年（144年），当刘备离曹营依袁绍时，绍亲自去邺二百里，迎接刘备。史载：“备归绍，绍父子倾心敬重”。建安六年（201年），刘备归刘表，“表自郊迎，以上宾礼待之”。这些霸主何以为此敬重刘备？我想除了他的才略外，其躬行仁义，为人心所归，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刘备少时师事同郡大儒卢植。植少与郑玄同师通儒马融。当时人曾说：“卢植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国之桢干也”。范晔在《后汉书·卢植传》赞曰：“风霜以别草木之性，危乱而见贞良之节，则卢公之心可知矣。……君子之于忠义，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也”。这是说，卢植身处乱世，无论遇到何种情况，都不违背忠义。卢植不仅品学兼优，而且“深达政宜”，“才兼文武”。他先后任太守、侍中、尚书、北中郎将等军政要职，业绩卓著。刘备有幸在少年时代投身到卢植这样一位吕、学、才气俱臻上乘的名师门下，所受儒家思想熏陶教诲，对其一生影响不可低估。刘备后来在领豫州和徐州牧时，“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见，治乱之道悉矣”。刘壎《隐居通议》卷24称：“此数语甚伟，非唯可见先主君臣论治之懿，亦因是知先主与元方、康成周旋，固有得于儒学之论，岂止专于武略而已哉”：元方父陈寔及弟季方，皆有盛名。陈寔“德冠当时”。陈登曾说：“夫闺门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陈元方父子”。郑康成“经传洽熟，称为纯儒”。他整理儒家著作，“括囊大典， 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郑康成在诫子书中反复强调：“勗求君子之道”，“以近有德”；“显誉成干僚友，德行立于已志”。孔融深敬康成，称其为“仁德之正号”。通过卢、陈、郑三大名儒的教诲，使得儒家思想仁爱、忠义、德行情操等，对刘备一生影响颇深。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征荆州，刘备南撤，操急追。荆州人众投刘备者10余万，辎重拖累，日行十余里，或劝曰：宜避开人众，“速行保江陵”。刘备说：“夫济大事，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习凿齿评论说：“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偪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刘表）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见其所以得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头问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事，不亦宜乎”！蜀汉章武三年（222年）四月，刘备病笃，遗诏后主：“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又呼鲁王与语：“吾亡之后，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与丞相共事而已”。这个遗诏古往今来，不知打动过多少人的心弦，而为之掩卷叹息。刘备以帝王之至尊，临终弥留之际，对继位者，对亲人，对大臣，对国家，一字不沾权势利慾，而是谆谆教诫其崇善、弃恶、尚贤、明德，而且自谦自责，而心神如此坦然安祥，若非有儒家正面文化素质的最高修养，是绝对作不到的。刘备临终遗诏所反映的崇高思想境界，在我国一千多年封建社会的众多章王中，只有他一人。所以陈寿高度评价说：“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刘邦）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诫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

关于蜀国贤相诸葛亮，乃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价值取向的忠实执行者。大家公认，他一生的言行，“在封建时代，道德标准是很高明”。唐代革新家名相裴度曾说：“嘗读旧史，详求往哲”，有的人忠于君主，而无开国才略；有的人品德高尚，而无治世法术，这四者兼备的，唯有诸葛亮一人。我们曾将诸葛亮一生的言行功业，归结为三点：修身善德，尽忠为国，虚心纳谏，廉洁奉公，严明法纪，一身正气的典范精神；忠顺勤劳，尽职尽责，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为实现国家民族统一、国富民安的远大理想，“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为国家民族益利而奋斗终生的献身精神。诸葛亮崇高的精神风貌，有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正气，其立身行事及宏文雅论，包含着正心、立身、待人、治国、治军、用兵、明法等丰富深邃的内涵，其中感人至深者，莫过于他对国家、对居主、对家人、对同僚、对下属、对百姓，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浓厚的人情味和博大的爱心。正是其博雅深切的爱心，给人们心灵深处以极大的撞击和感召力。

关羽追随刘备约35年，先为兄弟，后为君臣。刘备在取益州之前的31年的斗争生涯中，从县尉小吏到郡国相、州牧，颠沛流离，几起几落，曾投靠过割据势力公孙瓒、陶谦、吕布、曹操、袁绍、刘表。他多次被敌军打败，甚至两次连妻子家属被俘。当时群雄逐鹿，不少谋士、武将依据各霸主地盘势力大小，离散组合不常。而关羽对待刘备，不管其处于何种情况，都衷心拥戴，矢志不渝，这在战乱时各种势力盛衰莫测的形势下，是难能可贵的。这既说明二人相知甚深，情操政见相侔，又表现出关羽对刘备所具有的一种纯真的人间情义。

建安五年（195年）正月，刘备为曹操所败，奔袁绍。操军攻破下邳，俘关羽，“拜为偏将军（为主将下属副将，五品），礼之其厚”。同年四月，关羽斩颜良，解白马之用围，曹操表封羽为汉寿亭侯。曹操素“壮羽为人”，深加宠爱，“暗察其心神无久留之意”，特示张辽：“卿试以情问之”。既而辽以问羽，羽叹曰：“吾深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张辽将此意禀告曹操，操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义士也”。关羽斩颜良后，曹操知其必去，特“重加赏赐”，意欲挽留。关羽毅然“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于袁军”。曹操部属“欲追之”。曹操制止说：“彼各为其主，勿追也”。这段记载内涵丰富，发人深思，历来为人们所赞叹不绝：

其一，当时刘备大败后，军队离散，寄人篱下。而曹操为中原两大霸主之一，且即将统一中原。他对关羽又封官拜爵，赏赐有加。而关羽仍离曹归刘，说明他不为高官厚爵所诱，更显其对刘备的忠义，可贯苍穹。其二，绝不因其对刘备的忠义弥笃，便置曹操的厚爱于不顾，决心要报效而后去，并说到做到。这又表明他不是专注忠义于一人，而是以忠义为立身行事的根本。所以宋代唐庚说：“关羽为曹公所厚，而终不忘其君，可以贤矣。然战国之士亦能之”。至于关羽“必欲立效以报曹公，然后封还所赐，拜书告辞而去，进退去就，雍容可观”。这是“战国之士”所作不到的。其三，关羽对张辽讲明其心迹，以示不欺，诚心感人。这便是吕蒙称赞关羽的“斯人长而好学，梗亮有雄气”，即具有光明磊落的英雄气概。其四，他特将曹操给予的一切“重赏封还”，分文不取，“拜书告辞”。不为名利动心，不为封爵絷情，这又表明关羽为追求既定的志向，视名利为粪土的高贵品质。其五，曹操以明主的胸怀，为关羽忠义所感，让其离去，以成人之美。故斐松之评论说：“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而成其义，自非王霸之度，孰能至于此平”。

唐礼部尚书虞世南颂关羽：“利不动，爵不絷，威不屈，害不折，心耿耿，义烈烈，伟丈夫，真豪杰，纲常备，古今绝”。明代程敏政《读将鉴博议》引戴溪言：关羽“古今称之者，以其忠义大节，足以仰高于后也”。元代郝经《汉义勇武安王庙碑》文指出：“昭烈始终守一仁，武安王始终守一义”，而诸葛亮则始终守一忠。蜀汉君主、文武领班者三人所守仁、忠、义，可以说是儒家思想和品德情操的核心。仁者，讲仁政，使人民生活幸福，讲博爱，也就是今天人们常讲的爱心。忠者，指对君主、国家、民族忠诚。古代君主和国家是一个概念，故当时臣僚常把君主称国家。精忠报国，实质上就是爱国主义思想。义者，讲正义，请情义，指维护公正合理的事，指一种人间真情。刘备甘愿与10万投靠他的普通百姓，同生死，共休戚，表现其崇高的博爱精神。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忠贯日月，关羽义薄云天。仁爱、忠诚、信义这三者，在封建制时代，虽说具有不同的阶级内涵，但从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讲，它又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意义。在我国社会历史发展中，上述蜀汉最高领导层三个代表人物，其立身处事既符合我国主体文化儒家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规范，又基本上体现了我国传统优秀文化中的一部分。正由于此，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还常常称赞仁爱、仁慈、博爱、爱心；忠心、忠烈、忠诚；忠义可嘉、见义勇为、仗义执言、义不容辞、仁至义尽等合理正确的行为准则。虽然时代不同，含义也有别。但历史文化不能割断，新旧历史文化之间有一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诸葛亮和关羽长期以来，被封建统治者、志士仁人、普通老百姓所讴歌、崇拜，并祀为神灵，其缘由尽在于此。尤其是关羽，他除了忠肝义胆外，还具有骁勇善战，武艺绝伦、光明磊落等光辉形象。因而在宋元以后封建制后期，国内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以及同外国侵略者的斗争，逐渐趋向激烈的形势下，无论封建统治者或广大人民群众，都需要一种趋“人间的力量”来保卫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宁，人民的生存。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科学尚不发达时，人们有着软弱的一面，当人力无法克服自然力或社会矛盾时，必然要“用想像和借助想像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这时人们便造就了神这种“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以作为精神上的支撑和安慰。关羽这位在众多武将中，其忠义至醇、神勇超人、武艺绝伦、光明磊落等具有突出优势，因而被人们选中了作为一种超人间力量的神灵，而加以顶礼崇拜。同时，忠义、护国、神勇、灵祐、保民、绥靖、伏魔、宣德等一顶顶桂冠，不断地加在他的头上。北宋以后，历代文人学士的关庙碑文和诗词，都是集中歌颂其忠义神勇，保国祐民，以及抗禦外侮，躯散邪恶。即所谓：关羽“亘万古而为神”，“佑我皇明，亿万年祗”；“旌善诛恶康黎元”。“镇抚海澨，再战歼倭”等等。以此作为保卫国家民族，以及维护人民利益的一种支撑力和精神安慰。当科技进步，人间力量能够征服自然力解决社会矛盾时，属于“超人间力量”的神，也就自然会消失了。

作者：朱大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