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公文化促发展，信义圭臬正人心

 

关羽，汉代名将，其传奇的一生及崇高的人格使得他在民间信仰中由人化神，不断承载着各种神职，庇佑一方。而以关羽的道德表现为核心的关公文化，以“忠、义、仁、勇、礼、智、信”的深厚内涵传承至今。在当代，我们不仅可以通过发展关公文化产业拉动经济，更能以经济促文化，“经济搭台文化唱戏”，更好地完善关公文化的当代内涵——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日益成为不同国籍、族群、地域群体的精神和信念支撑，成为全球华人的精神追求。

 

“关公文化”作为我国一种传统的文化现象，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也不排除封建迷信的因素，但它和优秀传统文化一样，包含着不为特定历史时期和社会政治形态所限定的普遍意义和恒常价值，它既可内安梓里,又可恩敷异域，外睦邻邦，对内对外都可以起到凝聚与整合作用。外交部前部长李肇星曾说：不了解关公文化就失去了与国际对话的语言。山西要想融入“一带一路”，走向世界，让世界人民了解山西，走进山西，那么“关公文化”无疑是一个最好的王牌。我们关注“关公文化”在当代的现实意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发挥在当代社会各行各业中的新价值和新作用，才是明智的选择。

 

作为关公文化的源起之地，山西省运城市一直秉承着打造“信义之乡”的理念，将关公文化中的信义一直传承至今，并在现代愈发重视，不仅在当地形成了颇具规模的文化产业，更成为了山西省经济转变发展，打出文化牌中的一张王牌。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关公故里运城地区提出了以“关公牵线、旅游搭台、外贸结亲” 为主格局的关公文化经济的思路。他们凭借关公在海内外的广泛影响,因势利导,走出了一条发展当地经济的新路。成立“关公研究会”，筹措资金对解州关庙等文化古迹进行修缮，推出“关公文化展览”，而拟建的“关公文化园”项目拟投资数额大，占地面积广，颇具规模。关公文化园将向世界征集有关文物、艺术品等，设置展览室，运用各种现代技术、多媒体手段向观众讲述关公故事，省文化发展基金会将邀请全国知名艺术家，创作一部以关公传奇人生为题材的大型舞台剧，作为关公文化园常年演出项目。再有中国品牌文化管理委员会、中华关公文化促进会联合海内外的华人组织共同举办的“全球华人关公奖”和正在推进的“中华关公戏剧节”、大型电视纪录片“关公”“关公文化全球行”等项目也开始与山西卫视展开合作。这些项目形成了一条较为完整的文化产业链条，完善了当地的交通、服务业的发展，更有力地拉动了当地的经济，也将“关公文化”更好地推出国门，展现在全世界人民眼前，实现了文化经济的双赢，在山西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倡导旅游文化的时期内，成为了可借鉴的范例，有助于把山西进一步推向世界，让世界关注山西。

 

除了在经济上的强力带动作用，我们更欣喜地看到关公文化在潜移默化，因势利导中对于个人的影响。关公文化属于伦理型文化,伦理道德同我国大部分传统文化一样，是其文化的核心。几千年的时代变更和历史沉淀，关公形象已经从历史人物逐渐升华为人们心中的道德楷模，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道德榜样”。这种从民间上升到社会各阶层，从人异化成神的信仰形成历程,正说明关公的道德精神受到人们的推崇和信仰，而在倡导核心价值观的今天，其内涵也是符合道德标准，是值得弘扬的。

在山西文化产业网上刊载着一个故事：1979 年，出生于万荣一户普通农户的王红帅，从电脑培训中心起家，之后结缘关公文化，创办武圣关公文化传播公司，不仅积攒了人生的第一桶金，更在异乡打拼出一片天地，致力传播关公文化，弘扬关公精神。关公文化不仅是他事业的支撑，更是他为人处世的原则基础。王洪帅的事业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曾遭遇过朋友向他借资金周转，数额庞大，然而借款后朋友却无故失联，导致他的公司一度瘫痪，但是他凭着自己的努力，一点点积攒，终于使公司正常运行，一直以来，朋友向他借钱他很少拒绝，如今的遭遇让他心有余悸。尽管这回跌了个大跟头，但他仍坚持“义利并举，利在义中求。对人以义，无愧我心。”王红帅说，作为关公故里的人，他有责任、有义务将这份中华传统文化的美德传扬出去，他希望，他的公司能成为一个宣传关公文化的平台。2015 年，在中华关公国际交流文化协会同仁的帮助下，王红帅和几个朋友成立了一家环保公司，取得“用水治理水的微量子技术”，为环保事业尽了一份力。他们有成立慈善基金会的计划，帮助残疾人解决就业问题。正是关公文化对王红帅的引导，使他时刻以信义规范自己的行为，遭遇困境时，以强大的信仰力量克服万难。

 

关公文化始于山西，但其影响力却不局限于山西一省，他的影响是全球性的。其中，不得不提的是关公文化对华侨华人的影响。华侨华人背井离乡，生活在陌生的环境，接触异域文化，自然需要这样一种力量来聚叙乡谊，凝聚人心，才能在别国土地上生根发芽，经营生计，结交友人，实现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也更需要这样一个约定俗成的准则，约束行为，积极向善，扶贫助弱，使自己着标榜崇高的品格并付诸实践。维护和继承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促进和增强海内外华人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推动中华民族文化走向世界，这是全球华人的文化心理诉求，也是伦理道德的至高追求。它是民族文化向心力的强大体现，也是“文化自信”道路的正确方向，华侨华人不仅为其自豪，更将关公文化传播至世界各地，各国则选取关公文化中的内容，有所侧重地进行吸收和传播。

 

二、历史传承信与义，文化享誉全世界

 

1、信义与契约精神

 

关羽历来被视为“信义”的典范,他忠君忠国,知恩图报,义薄云天。《三国演义》“下邳被围”关羽的作为极大地渲染和深刻地表现了“信义”二字。关羽被围屯土山，张辽劝降，关公屯土山与之约三事 “降汉不降曹”；“礼待二嫂”；“一旦得知刘备下落，便当辞去”。此约首言归汉, 次言保嫂,末言寻兄,在最大程度上义情两全。把降汉不降曹列为首事,正表明关羽即使在如此危急的时刻依然坚持原则, 傲然不屈。暂归曹操之后，关羽身在曹营心在汉，无一日不思寻兄，不念故主。其心志坚如铁石，纵使曹操赐之金银美女，封之偏将军、汉寿亭侯，与之分庭抗礼、杯酒交欢，百般殷勤，都不能改其志。而为了履行契约，关羽刺颜良诛文丑，延续其“信义”之重。后关羽得知刘备下落挂印而去，体现其对故主的忠诚。毛批《三国演义》中二十六回记:“曹操一生奸伪, 如鬼如蜮, 忽然遇着堂堂正正, 凛凛烈烈, 皎若青云, 明若白日一人,亦自有珠玉在前, 觉吾形秽之愧, 遂不觉爱之敬之, 不忍杀之。此非曹操之仁, 有以容纳关公, 乃关公之义,有以折服曹操耳。”

 

西方文明社会的主流精神——“契约精神”，无论在分权制的民主国家制度，还是法律的制定执行都有所彰显。一方面契约精神规范了商品市场秩序，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私人契约精神，上升至公法领域，对公权力的滥用防微杜渐，在西方建设民主法治社会的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是人情社会，文化传统与观念在“契约精神”方面有所欠缺，不善用字据条文约束行为，惩罚违反契约的人，更倾向于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崇尚“以德报怨”的感化行为。在建构完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过程中，关公自身所具有的信义精神，与西方契约精神相契合，既严明法制纪律，又具有情义，融“信”和“义”的人本色彩于不可撼动的原则中，是“中国化”契约精神的外化形象

 

我国香港地区，商界与市民广泛地崇尚关公文化，不仅提出“以信为本”和“以义制利”的带有浓重中国传统道德色彩的经营理念，使得商品经济良性运转，进一步深化了经济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和发展，更促进了民主法治国家的建设，对于国家长远的发展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与此同时，关公文化所强调的“信”与“义”中所包含的“正义”和“契约”精神，是一种被人类文明所普遍接受的普世文化，容易被外族或是外国所理解和支持。

 

2、信仰与政治教化

 

朝鲜、越南、日本等周边国家在地理上毗邻中国，交往频繁密切，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也自然最早受到关羽文化的波及。同属“汉文化圈”的东方各国，文化背景多受儒释道三家共同影响，而作为儒家的武圣人、佛教的伽蓝神、道教的崇宁真君以及民间最为灵验的正义、助学、赐福与助财的庇护神，关公这位三教合一的神灵，在东方各国都有着自己的民间信徒，甚至成为当地的信仰，官方则灵活运用其政治教化作用维护社会稳定。

 

朝鲜（今韩国）大约从十六世纪流行关羽信仰,当时朝鲜内有兵变起义，外有日本吞并，万历二十年(1592)明朝政府派军队到朝鲜援助抗倭作战。在明朝将士的带动和朝鲜政府“自上而下”的宣扬下，关公信仰流传开来。人民建祠供奉这位“武神”“保护神”，一为祈求庇佑将士凯旋，保卫国土，守护一方平安，同时也为民众战后心理创伤寻求安抚寄托。其后，朝鲜政府为巩固统治，教化人民，于是关公以其“仁义礼智信”的品格成为了官方的道德典范，有文记载“见朝鲜遍祠关帝,通述满其国中”，于是关公文化在朝鲜当地地位更高了一层。

 

越南这个东南亚国家，在十七世纪，随着不愿事清的明朝遗民南下移居越南，也开始接触到关公文化。越南受儒家的忠、义思想影响颇为深刻,而关公崇拜所彰显的忠、义、勇、信正好符合儒家思想倡导的基本精神, 起到了政治教化作用，越南史学家吴士连在《大越史记全书》中曾评判越南兴道王陈国峻用计杀死元朝俘虏乌马儿一事道“信者,国之宝,而服人之深,王政之本也。兴道王以霸术成功于一时,而不知失信于万世,既云送遣国,又用计以杀之,诡谲甚矣。我大越太祖高皇帝戡乱之时,欲放明人还国,伪官有为明人援兴道王钻船事,阻其归心者,而帝之信孚及豚鱼,明人卒信从不疑。此服人之深,而为王政之本也。岂曰小补”后来越南阮朝嗣德帝读史看到这个细节时,亦朱批“不仁非义”四字。明命帝幸临会安关公庙时,感慕其忠、义,下旨着赏银三百两为庙添香火,以示神人其庆。又有嗣德皇帝御赐汉字对联，越南著名诗人阮俨为其作汉文诗，并且至今留存于会安关公庙内。凡此种种，皆证明关公文化在越南风行，受到与大陆同样的垂青。

 

关公信仰在日本也有所体现。不仅供奉关羽的寺庙众多，如日本史籍中记载的“唐三佛寺”1623 年,长崎华侨“三江帮”创建的兴福寺,在寺庙的妈祖堂内,左旁祀关羽；1628 年,长崎华侨泉漳帮,创建的福济寺,寺内的青莲堂,左旁祀关羽；1629 年,长崎华侨福州帮,创建的崇福寺,寺内的护法堂祀关羽和观音。而且寺庙规格恢弘，活动隆重，如 1678 年长崎华侨广东帮建立了圣福寺,寺里关羽神的地位比唐三佛寺更高，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关羽诞辰,圣福寺的仪式也更隆重。神户关帝庙坐落在南京町内根据史籍记载"大阪的长乐寺移建于神户，并于明治二十五年建成，专门祭拜关帝，殿堂碑文中有关圣帝君圣德略记,"其铭文曰：“圣帝忠贞不二，义薄云天，后世尊为表率，尊称武圣，生时忠义仁勇，殁后为神明，于儒为淑世圣贤，于佛为护法伽蓝，英风播于万方，大义凛乎千古，而使顽夫廉，懦夫立，大有功于名教”。这不仅极好地诠释了关公文化的内涵，还凸显其政治教化的功用。

 

 

3、文化交流与追源谒祖

 

   关公信仰自从明郑时期传入台湾,经过数百年的传播发展已经深入人心,成为百姓信仰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关公信仰对台湾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除却历史上,封建统治者利用关帝信仰推行政治教化，笼络民心,闽粤移民把关帝视为团结互助的忠义之神及现代工商社会业中,祈求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和平幸福的部分外，关帝信仰已转为台湾人民追源谒祖的信念支撑和强大动力。与此同时，在大陆许多地方，每年都有类似关公文化节之类的民俗活动，尤其在沿海地区，伴随着迎接华侨同胞返乡朝圣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这样一个华人圈共同的俗神信仰。

 

近年来，在台湾与大陆的社会互动中，宗教文化的交流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台湾众多关帝庙宇人员及其信徒来大陆“谒祖朝圣”，比如闽台两地以“关帝文化”为主题举办过互动活动,在增进两岸交流的同时也加强了两岸的情感联系。因此在此过程中关帝文化奠定了两岸的密切融合、和平统一奠定思想文化基础。台湾各地到大陆关帝庙进香团一定程度上受到 80 年代高雄市文衡殿组团赴东山朝圣的影响，大部分“朝圣团”在进香之后会到内地旅游参观，期间加深了对祖国统一文化认同与情感认同，在虔诚地礼拜关公期间寻根问祖,也在参观祖国大好河山之余将对大陆的认识与信息带回台湾,从而增进两岸的相互了解，这些都在无形中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

 

关公文化源起山西，普及中国，影响世界，重新审视关公文化，正视其当代内涵精神，是我们留存中国传统文化瑰宝和魂灵的重要一步。

 

 

 

作者：杨天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