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被尊称“关夫子”的渊源

作者：关新刚

前几日，随同解州关帝庙同仁一行，对河南洛阳、许昌等地《关公信俗》寻访调研。当来到当年许昌曹魏古城中心文庙东侧、基本格局为“一宅分两院”的关宅（又称许昌春秋楼），穿过山门、钟鼓楼、春秋楼、关圣殿等外院，走进相传为曹操赐封给关公的挂印封金堂、水榭、问安亭、甘糜二后宫等内院时，一时间神情凝重，敬仰之心油然俱生。

在这里，深情地叩拜了秉烛达旦、夜读春秋的“关夫子”之后，一种责任和使命隐约而至，随之而生。夫子，本指旧时对学者或老师的尊称。关公喜读春秋，践行儒家思想，尊称为“夫子”，理所应当。让我们共同翻阅史料，走进三国，寻访关公被尊称为“关夫子”的历史渊源。

关公受封赐爵，载明了尊称“关夫子”的历史依据

关公夜读春秋，喜读春秋，甚而《三国志•关羽传》裴松之注本称“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三国志•鲁肃传》注引《江表传》写周瑜死后，鲁肃接任，吕蒙对鲁肃说过这样一段话：“兄今代公瑾，既难为继，且与关羽为邻。斯人长而好学，读《左传》略皆上口，梗亮有雄气，然性颇自负，好陵人。”

关公读的《左传》，也就是《左氏春秋传》，最为重要的是这句“讽诵略皆上口”。“讽诵”本指有板有眼、抑扬顿挫地朗读或背诵。“皆上口”的意思就是顺口而出。也就是说关公对《左传》很熟悉，甚而可以背诵。除此之外，“略”是指简明扼要的分析总结，也就是说关公不仅会背，还能总结出大意。从上述记载中，我们看到了关公读春秋，竟然能获得仇国吕蒙和鲁肃的首肯和认可，足以说明关公的文化功底令人折服。

 

春秋一书，代表着民族精神。它作为我国第一部官修编年体史书，儒家典籍“四书五经”中的“五经”（诗经、易经、尚书、礼记、春秋）之一、历代儒客学子的重要研习史书和经世致用的必修科目，自古以来，无论在哪个时代？无论是什么人？只要善读它，至少应是一名学识匪浅的儒将了。

关公喜读春秋，遂为家风使然。关公祖父是个治学深厚的人，曾为训蒙之师，“冲穆好道，常以《春秋》《易》训其子”。关公出身，正如《三国志平话》所述，应该是读书人出身的文人世家。

皇帝敕封，既要经礼部提前研判，又要顺应时代，博得民心，因而清康熙四年（1665年），康熙皇帝尊封关公为“夫子”，与孔夫子并称。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皇帝又封关公为“山西关夫子”，与孔夫子同尊。清代雍乾时期，“关夫子”称谓最为昌盛和流行。

解州关帝庙西门，矗立有一通清代乾隆二十七年（1763年）岁次壬午仲夏月，时任解州州守言如泗所立的“关夫子故里”石碑。福建漳州、泉州等地关帝庙多置有“山西夫子”“山西神圣”等巨幅匾额及碑刻。

 

 

关公行为举止，营造了尊称“关夫子”的浓厚氛围

关公允文允武，智勇双全，是有其诸多的典故和传说的。《三国志•蜀书》记载中写道，关公与周瑜、曹操等人常有书信来往，言谈举止不凡被世人认可。曹操被称为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之一，他不仅特别赏识关公的“忠义”，还十分爱戴关公的“才华”。《三国志•吴书》还记载，周瑜自幼刻苦读书，才华横溢，是绝对的学霸，关公能和这两人无障碍的语言交流，文化功底应该不差上下。

史书又记载，曹操因刘备不中他的“二虎竞食之计”，使出“驱虎吞狼之策”，借天子诏书要刘备讨伐袁术。刘备虽知是计，但“王命不可违也”，准备出征时要留人守徐州。关公说：“弟愿守此城。”刘备说：“吾早晚欲与你议事，岂可相离。”可见刘备常常与关公“议事”，听其所知，取其所见。

关公被曹操围在土山，好友张辽前去说降，关公思虑后听其相劝，“降汉不降曹”。降将，这在汉代以前是为人所不齿的，尤其对于一个烈性汉子而言，这比死还要难受。关公之所以能作出这样艰难的选择，就是要保存有生力量，保护二位皇嫂，以图东山再起，以谋匡扶汉室。

 

关公辞别曹营后，曹操采纳张辽之计，追至灞陵桥前，假借为关公告别敬酒、赠送锦袍，欲趁其下马受礼之时将其擒获。但关公恐其有诈，将计就计，灞陵挑袍，并不下马，使曹操诡计落空，无可奈何，只能举目相送。

关公千里走单骑寻兄路上，凭勇气、靠智谋，将计就计，过关斩将，终于回到刘备身边。尤其是在古城相会前斩杀蔡阳时，更是灵机一动，“用计”转移对方注意力，迅速取胜。

关公单刀赴会时，青巾绿袍，稳坐船头，身边周仓捧着大刀。离开时，关公假装醉酒，扯着鲁肃为人质，安安全全到江边，众吴兵目惊口呆地看着关公登船  “乘风而去”，却不敢出手。此举可谓儒雅之极、机智之极、超然之极！

关公镇守荆州挂帅出征战曹兵时，面对曹仁是有名的将领，于禁是水军都督，曹操派他俩带领七支约三万余人的精锐兵将，再加上抬着棺材上阵的猛将庞德，真可谓精兵强将敢死队!关公用智放水淹七军，曹军全军覆没，统帅于禁被擒，庞德被斩。关公施智“水淹七军”，吓得曹操“欲迁都以避之”。

 

关公文化素养，夯实了尊称“关夫子”的社会基础

在《三国志•关羽传》记载中，有这样一段关公辞曹时与张辽的对话：“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辽以报曹公，曹公义之。

在河南许昌灞陵桥东侧，有块明代年间立石的《关王辞曹操之图》碑刻。碑刻下部雕刻有关公灞陵桥挑袍时的场景，上部刻有《关王辞曹书》完整文字，其文曰：“窃以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内。日在天之上，普照四方；心在人之内，以表丹诚。丹诚者，信义也。某受降之日有言：主亡则辅，主存则归。新受曹公之宠顾，久蒙刘主之恩光。丞相新恩，刘公旧义，恩有所报，义无所断。今主之耗，某已知，望形立，相觅迹。求功，刺颜良于白马，诛文丑于南坡。丞相厚恩满有所报。每留所赐之资，尽在府库封缄。伏望、台慈、照鉴、俯垂。关某顿首再拜，丞相俯下。”从关公辞曹百余字的寥寥数语中，我们应当肯定和敬佩关公的“文化素养”。

 

在运城关王庙、湖北当阳关陵等地，置有这样一尊碑刻，上书：“读好书，说好话，行好事，作好人”。相传，关公曾教导关平说：“凡将者，只好武，不识文，愚者也。”并以“四好”教子垂训，因而“四好”碑又称“四好”遗训碑、“四好”箴  言碑。

在河南许昌春秋楼、河北涿州楼桑庙，还置有一尊《关帝诗竹》画碑。《关帝诗竹》又叫《关公风雨竹画》，该画竹叶竟组成了一首诗：“不谢东君意，丹青独立名。莫嫌孤叶淡，终久不凋零”。

据《关圣帝君圣迹图志》记载，关帝竹诗碑刻，最早于明宣德年间在徐州创铁佛寺地下挖得。虽然传说此画为当年关公在许昌春秋楼所作，但无确凿史料可考。1980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发行的《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还是将《关公风雨竹画》作为中国竹画的鼻祖收录进去。

 

《关公风雨竹画》以其“竹叶藏诗、借诗言志，托物寄情，寓意巧妙”而名传千古，体现了传统文化中书画同源、诗画相通的艺术价值。此作不仅可使关公所画之竹标新立异，亦让关公自身文化素养与功底，跻身于名人诗家之行列。

关公文化功底，虽然正史《三国志》中没有介绍，但是罗贯中在《三国演义•第七十七回》中作了评价：“汉末才无敌，云长独出群。神威能奋武，儒雅更知文。天日心如镜，《春秋》义薄云。昭然垂万古，不止冠三分。”可以说，关公自身的文化素养为后世的关公文化形成与繁衍，奠定了根基，注入了灵魂。关公，不仅仅是历史浪潮中造就出来的一位武艺绝伦、威震华夏的武将、战神，更是一名百姓膜拜、帝王尊奉的夫子、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