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在其六十多年的人生中,策马横刀,驰骋疆场,征战群雄,辅佐刘备力图匡扶汉室大业,谱写出一曲令人感慨万千的浑宏壮歌。关羽作为汉末名将,那充满英雄传奇的一生,被后人推举为集“忠”、“义”、“仁”、“勇”于一身的道德楷模,并成了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士农工商顶礼膜拜的神圣偶像。千百年来,关羽作为“忠义仁勇”的化身,在海内外华人中获得了广泛一致的认同,形成了以“忠义仁勇”为核心内容,独具特色的关公文化。
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国民收入逐年增加,人民生活水平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城乡高楼林立、商贸繁华,富裕起来的人们,尽情的享受着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成果。但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由于物质利益的诱惑,在一些人中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泛滥,社会道德水平在某些地方有所下降。胡锦涛总书记对于这种情——号召全国人民树立“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引导人们摆正个人、集体、国家的关系,正确处理好个人与社会、竞争与协作、先富与共富、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等关系。其实,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便逐渐形成了学习关公文化、提升人群素质、净化社会风气的热潮。中国台湾、日本、美国等地区和国家都投入巨资兴建关帝庙,祖国大陆许多地方也修建和扩建关帝庙,台湾的关帝庙比40年前新增3.5倍;与此同时,各地开展并大力支持关公庙会和关公文化节活动,学术界也开展对关公文化的研究讨论,并发表、出版了一批研究关公文化的文章和著作。这一切都说明,关公文化还实实在在地存活于现实社会中,并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着广泛的影响,关公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它的存在有着及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弘扬关公文化有利于提升人群道德素质
“依法治国”固然重要,“以德治国”却也不可或缺。“德”支配着思想,“法”约束着行为。“法”是“德”的基础,又是“德”的补充。因此,思想道德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华民族有十大传统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知报、精忠爱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关公文化中的忠、义、仁、勇精神,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体现和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文化。因此继承和发扬关公文化的精神,有利于培养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有利于振奋民族精神。
著名哲学家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亦是其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关公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伦理型的文化。关公文化的基本内容,关公的忠义仁勇,渗透着传统的伦理道德精神。
千百年来,人们崇拜关公,不仅仅是崇拜关公的勇武,尤其是崇拜关公的道德品质,本质上是崇拜关公高尚的道德人格,崇拜关公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英雄气节和高尚情操。长期以来,经过官方和民间的共同推崇塑造,关公已成为人们心目中理想的道德偶像,被顶礼膜拜。因此,关公崇拜实质上是一种道德崇拜,体现着中华民族崇尚道德的精神。这种对道德的推崇,不仅在历史发展的当时有其价值,在今天也有其现实意义。
二、弘扬关公文化有利于净化社会风气
关公的“忠义仁勇”和“诚信”已经影响了中国千百年,而且已成为世界崇尚的道德信仰。运城市把“诚信立市”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弘扬关公精神,打造诚信运城”已成为独一无二的特色魅力,并在海内外赢得了很高的诚信度和知名度。前年,教授易中天对运城“情有独钟”,他认为,运城给我们带来了两件宝物,一个是人类维持生命不可或缺的盐;一个是满足人们精神世界需求的道德和情义。尤其是情义二字,分量太重,可谓捧出了运城的最晶莹丰富的文明结晶——诚信、情义。
从2001年9月的南京冠生园,月饼陈馅翻炒后再制成食品出售,以及现在从三鹿到蒙牛等大牌的乳品公司的产品,都查出了含有三聚氰胺,而这些企业中好多是免检的。除了这些,我们出现过毒大米,地沟油,洗衣粉的油条,苏丹红的鸭蛋等。由此引发了国民对企业的信任危机,这些危机的产生,对一个企业甚至一个行业来讲,都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如果在此之前,政府积极进行宣传、倡导企业和人民吸取关公文化中的诚信精神,把人们对关公诚信的推崇、引导、提升为对市场经济诚实守信原则的遵循,那么,类似事件发生的概率会小得多。在台湾,关公的信仰者要兴办企业,签订某项商贸契约,都会在关帝神灵前举行仪式,焚香祷祝。这一事实,从一个侧面证明,关公文化的诚信精神,有利于扼制危害信誉事件的发生,从源头上为净化社会风气贡献一份力量。
据报载,北京某大学在对420名学生的调查中发现,在“对他人的态度上”,有近一半的受访者,缺乏对他人的足够信任感和安全感。在对“与陌生人打交道时要小心”回答中,表示完全赞同的高达45.8%,而完全反对这一说法的只有0.5%,完全同意“在这个竞争的年代里,如果不保持警惕,别人就可能占你便宜”的占32.7%,部分同意的占38.6%,完全不同意的只占2.6%。由于缺乏真诚与信任,于是沉迷于网络虚拟世界,而不愿意在生活中与人交往者有之;背地造谣中伤,甚至盗窃财物者有之;为争夺恋人,抢夺升学、留学机会而不择手段者有之;逢场作戏,未婚同居,多角恋爱者有之,于是因恋爱不成而轻生自——或是凶残报复的事件,在高校时有发生。人际关系的淡漠,容易导致学生孤僻、冷漠、紧张、不合群、缺乏责任感,引发心理疾病,不利于学生健康人格的形成和发展,使学校的不稳定因素加大。因此,弘扬关公文化势在必行。关公文化中的诚信、情义精神,无疑成为了增加社会稳定的基石。
三、弘扬关公文化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
“忠义二字团结了中华儿女,春秋一书代表着民族精神”,当你站在解州关帝庙广场上,就能看到在入口处,悬挂着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为关帝庙题写的这一楹联。此楹联表明我华夏同胞共有的文化心理,表明关公文化是连结天下华人的精神纽带。关公崇拜是中国人民,包括台、港、澳同胞共同的内在选择。
中国进入近、现代社会之后,对关公的崇拜,在全国各地依然热潮未退。尤其在港、澳、台同胞和旅居海外华人那里,对于关公的祭祀、崇拜之风,经久不衰,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线。在拥有2200余万人口的台湾省,几乎所有人都信奉关公,全岛有大大小小的关帝庙万余座;几乎各家各户都为关公设香案,立牌位,挂圣像。旅美华人有一个崇拜关公的民间组织,在全美各地的分会竟有140多个。在美国,就连总统大选前,候选人都要祭拜关公。在泰国,各级法庭在开庭审理案件之前,都需要庄重的在关公像面前宣誓,以示公正。在新加坡这个国家里,基督教是其唯一宗教,人们在信奉基督教的同时,不可以再信其他宗教,但有趣的是,政府仍允许人们信奉关公。在侨居东南亚的华人之中,对于关公的崇拜和祭奉,亦非常普遍。关帝庙已由最初的求关帝保佑,逐渐成为华人互相交流、集会、议事的场所。无怪乎前外交部长李肇星说,如果你不了解关公文化,在国外和我们华人几乎没有共同语言。
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人们有着各自的崇拜和信仰。但是关公文化却在那里落叶生根。在蒙古,人们亲切的称关羽为“关妈妈”。甘肃省夏河县拉不楞关帝庙香火十分旺盛,庙内修建神态威严的关公塑像,神龛前还供奉有颇具藏族风情的供器、酥油灯、青稞锅块,以及表示尊敬和吉祥的白色和金色哈达。在西藏磨盘山关帝庙还有这样的故事:在清朝乾隆年间,廓尔喀犯西藏边境,大肆抢掠寺庙的财物、金银、粮食和后藏地区的大批牛羊,藏民的经济损失十分严重。当时中国正值国力最鼎盛,公元1792年,清朝乾隆皇帝派大将军福康安,统帅大军迎战廓尔喀入侵者。虽然在历史上廓尔喀一向以战功著称,但是清王室大军显然更胜一筹,再加上西藏当地百姓合力支持,七战连捷,不到3个月的时间,不仅把入侵者赶出国境,还一路打到了廓尔喀的都城(今天的加德满都),廓尔喀的国王不得不出城请降。班师回到拉萨,土兵们认为,在边陲万里险恶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气候中,能顺利击败以骁勇善战闻名的廓尔喀人,一定是武圣关羽在冥冥之中相助,于是上下官兵捐银7000两,由福康安将军和当时的摄政王达拭呼图克图总领其事,在布达拉宫西侧的巴玛日上新修一座关帝庙。因为关公与藏族史诗中的古代英雄格萨尔非常相似,所以拉萨人称之为“格萨拉康”,即格萨尔宫殿。
“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这种祭祀庙宇遍及海内外,九州无处不焚香的景观,表明关公崇拜已形成超时空、超民族、超国籍、超信仰的价值趋同。世界各地、各阶层华人华侨,在忠义精神的引导下,中华民族的认同感逐渐加强,并随着关公文化的传播,逐渐扎根于民族的沃土,成为我们民族的美德,成为我们民族团结兴旺的原因之一。
四、弘扬关公文化有利于国家统一
关公文化包含着丰富的“大一统”思想。关公一生奋斗的最高理想,就是匡扶汉室,一统天下。这种“志存一统”的思想,饱含着实现国家统一的积极因素,是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内在基础。关公文化已被整个中华民族高度认同,对两岸民众形成强大的向心力,是连结海峡两岸人民的精神纽带。关公文化的凝聚力,为我们统一祖国提供了思想文化基础。
在台湾有“五朝福醮”的典礼,一个庙典礼时,每天的义务工作人员即有200余人,最多时达到800人之多。据不完全统计,台湾一定规模的关庙达千余座。民间交流包括关公崇拜在内的各种宗教色彩的民间信仰,本来就源于大陆,而各种祭祀活动就表明了台湾文化寻根意识的一种倾向。
台湾是宗教信仰相当自由的地方,除原住居民外,大多从大陆先后移民到台湾,在整个迁移过程中,充满各种危险性和不确定性的因素,处于这种环境,往往会祈求神明的保佑,以使心灵能够平静,信心可增强。同时,在抵达目的地安顿下来之后,为了彼此之间的相处和教育子孙后代,即筹资兴建各种庙宇,供奉各种神灵,以表达祈佑和感恩之心。关圣帝君的事迹和忠义仁勇的作为,在小说和戏剧的宣导下,更是家喻户晓,深入到台湾人民的内心之中。
2002年,台湾弘道协会赠送解州关帝庙“武庙之祖”牌匾,台湾关公文化协会也在其宣传册中写到:“宝岛台湾,世风日下,道德沦丧,急需关公精神来振兴宝岛”。每年,解州关帝祖庙也都要接待台湾朝拜团及信徒万人以上。台湾人民不仅崇拜关公,而且希望将关公的精神进一步地发扬光大,并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台北市行天宫就是基于此一理念兴建的庙宇,至今超过半个世纪,目前拥有数百万信众,以宗教、文化、教育、医疗、慈善等五大志业,来服务社会。净化人心、祥和社会是其秉持不变的社会责任;社会教化、公益关怀是其务实笃行的社会参与,在台湾民间社会深具影响力。
以台独为中坚路线的民进党前领导陈水扁多次祭拜关公,在被记者问及“既然你坚持台独,为何还要祭拜大陆的神灵关公呢”的问题时,他回答到:“神不分两岸”。其实,我们信仰着同一个神灵,民族团结与和平统一不容置疑,两岸同胞血浓于水。因此,陈水扁的台独妄想永远也不可能实现。
至此,关公文化对国家和平统一的力量,可见一斑。
“天日心如镜,春秋义薄云”,这是关羽伟岸的形象;“庙食盈寰中,姓名走妇孺”,这是关羽博大的文化力量。凝聚在关羽身上而为万世共仰的忠、义、仁、勇,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理想,寄寓着儒学的道德精髓,渗透着佛教、道教教义所趋同的价值理念,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维护和继承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促进和增强海内外华人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推动中华民族文化走向世界,是关公精神和关公文化,在当代社会中所具有的新价值和新作用。
五、弘扬关公文化有利于“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2006年3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看望政协委员时强调,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胡锦涛总书记是针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见利忘义、损公肥私、不讲信用、欺骗欺诈等消极现象和社会公害提出来的。提出“八荣八耻”的目——是引导人们摆正个人、集体、国家的关系,正确处理好个人与社会、竞争与协作、先富与共富、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等关系。
只有当人们做到对祖国以“忠”,才能做到以危害祖国为耻;做到对人民以“义”,才能做到以背离人民为耻;做到处事以“仁”,才能做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做到为人以“诚” ,才能做到以见利忘义为耻;做到为人以“智”,才能做到以愚昧无知为耻;做到为人以“信”,才能做到以违法乱纪为耻。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当关公的“忠”、“义”、“仁”、“勇”的精神品质走进人们内心,融化在自己的实际行动中,也就做到了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劳动、爱同学、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的“八荣八耻”新时期的道德观。可以说,关公的精神品质是与社会主义“八荣八耻”荣辱观相辅相成的!
和谐社会是整合融洽社会的各项资源,并使之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的社会。和谐社会的概念,是中共十六大四中全会提出来的,它既是执政党与时俱进的执政目标,同时也是执政党执政能力的升华。那么,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社会的和谐呢?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评判标准就是:民主政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其中,诚信友爱,为和谐社会提供道德伦理支撑,是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
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需要国家法律的支持,也需要道德的支持。
关公文化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在于:关公文化的思想内容可以引申、扩展、转化和升华,成为树立社会主义荣誉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观念、规范、原则。
关公文化的“仁”、“义”精神,可以引申为信誉原则、守信原则。当前我国正处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期,极易发生道德上的无信及由此引起的道德混乱。因为在转型时期,也是新旧两种思想道德观念相互斗争和转换时期,原先以“忠义”为特征的道德秩序已被动摇,而以“守信”、“信义”为特征的新道德秩序正在建立之中,不可避免地会有少数人不讲忠义,又不讲信用,出现道德上的无序状态。目前我国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一些企业欺诈、假冒伪劣;人与人之间背心毁约、互不信任;官场上挥霍公款、贪污盗窃等现象,既是经济上的不法行为、政治上的腐败行为,也是道德上的背德行为,是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的一种亵渎。
我们看电视《乔家大院》时,也许大家记住的是乔致庸,每次出远门喊的那句“走咧”,但只要留意,就会发现他出远门时必拜祖宗,而他家祖宗祠堂的殿正中,供奉的正是关公。在世界范围內被传为美谈的晋商,他们在从事商业活动中需要的一种精神支柱,而关公被他们誉为最讲“信义”的神灵。因此,山西商人以关公的“义”来团结同仁,摒弃“见利忘义”、“不仁不义”等不良观念与动机。以关羽的“信”来取信于主顾,摒弃欺诈行为。山西商人不仅在家中、店铺中供奉关羽,而且在各地的会馆中为关羽修殿盖宇,有代表性的庙宇是辽宁海宁山陕会馆,内蒙古的多伦山西会馆,甘肃省的张掖山西会馆,河南的山陕会馆,安徽亳州的山陕会馆等等。他们的目的就是请这位神威至大的神灵,日夜监督他们的精神世界和商业活动,同时从关羽身上汲取无穷的正气力量,使商业活动立于不败之地。由此可见,先辈从关羽身上学习“信义”,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建设的借鉴意义,不可谓不大。
关公文化中“仁”的思想,可以转化为社会主义的公正、公平原则的思想。仁者,爱人。仁爱思想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关公文化中仁义的思想,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倡的公平、公正、友爱的原则是一致的,前者是后者的思想文化基础。后者是前者的最终目标。保护劳动、尊重知识、尊重创造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在此情况下,对每个社会成员的博爱应该是我们的基本价值取向。尊重大家的权利,才能真正做到社会的安定有序。
关公被儒、释、道所推崇,“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儒、释、道三教有“儒治世、佛治心、道治身”之说。佛教认为人们的贪、颠、痴是造成心灵不得安宁的原因,称之为“三毒”,指出人们贪欲过重,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与心灵的不安。关公的“诚”有助于人们减轻欲望,待人真诚,慈悲为怀,不仅会有利于减少与他人对立,也会养成平和心态,有益自己心灵的健康,所以要人们宽容、厚道。《道德经》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天人合一的精神和关公“仁”和“智”的文化内涵,有助于引导人们有所为,有所不为,引导人们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对于各教所宣教义,我们可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真正的为我们建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其应有的一份力量。
总而言之,关公作为道德精神的偶像,其道德精神,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内容;关公的“大一统”思想,关公文化中的诚信内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一句话,弘扬关公文——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其重要的现实意义,这就是我们在此探讨弘扬关公文化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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