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信俗
努力占领关公文化研究的学术高地
2019/5/11 15:53:21   次浏览

                           ——推介王西兰新著《世纪之问与时代回答》

 

                                                      毕星星   

 

随着科学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人们对关公信仰认识的模糊和困惑则越来越多:我们一直津津乐道关公勇冠三军,武艺高强,现在却知道了“温酒斩华雄”“三英战吕布”“斩车胄诛文丑”还有“出五关斩六将,古城壕边斩蔡阳”不是真实的,是艺术的虚构。我们无比敬仰关公忠义仁勇诚信礼智的高尚品德,如今却了解到史书记载他“刚而自矜”,就是骄傲自负,目中无人,“大意失荆州”,给扶汉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千百年来我们祖祖辈辈给关老爷烧香磕头,求关老爷保佑家宅平安,风调雨顺,金榜题名,生意兴隆,在今天的语境中自然会觉悟到这是一种神话和迷信。我们虔诚敬奉的关公,难道是一个虚构的、负面的、迷信的关公?我们到底应该怎样认识关公的形象和关公文化的意义?

当前,关公信仰仍然方兴未艾,各种纪念庆典活动,规格越来越高,形式越来越隆重,民众参与越来越广泛,官方也越来越重视。但是,萦绕在大家心头的困惑仍然没有得到科学解释,问题仍然还是一个问题:我们的大祭和祀典,我们的全国研讨会和国际文化节,我们的官员致辞和领导剪彩,都是在宣扬神话提倡迷信吗?

这是关公信仰的一大难题。

这个难题需要科学解释,需要正确地回答。否则,关公文化的引深和发展,也就会越来越困难。

关公文化是我们运城的第一文化品牌,关公故里的文化工作者,需要出面保护关公的高大形象和文化遗产。

最近,著名作家、关公文化专家王西兰同志,出版了一本新的学术专著:《世纪之问与时代回答》。本书对关公信仰存在的这些困惑进行了认真探索,力图努力解决关公文化研究长期以来的理论难题。这是关公文化领域的重大收获,是关公文化一次重要的学术提升。

 

提出一个重大的学术命题    

 

王西兰同志曾任山西省文联副主席,运城市文联主席和作家协会主席,他的创作方向和成就主要体现在小说和散文方面,是山西有影响的作家之一。自他承担《河东文化丛书》长篇文化散文《不朽关公》写作任务以来,其创作方向集中到了关公文化研究方面,又连续推出文化专著《永远的关公》、传记文学《关羽传》等作品,在关公文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担任了解州关帝庙特约研究员、《关帝庙》杂志执行主编、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关公专项文物保护学术委员会委员,成为全国关公文化界的重要文化学者。

现在,面对长期以来关公信众的困惑和关公文化的难题,他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以关公故里文化工作者的责任担当,明确提出这样一个学术命题:

“我们现在为什么还要敬奉关公?”

当前的关公文化,仍然被定性为民间信俗。所谓民间信俗,一般都是以宗教、神话、巫术、迷信为表现形式的。因此,我们对于各地关帝庙的民众祭祀活动,对那些传承已久的烧香磕头灵签祷告等等祭祀方式,是不能也不必要否定的,而是应该深入探索其中的合理内核,扬弃其中的精华和糟粕,发现其中的有益成分,肯定其中的积极意义。然而现在的关公文化界,对这方面研究的努力是很不够的,还有很大一部分学者对关公形象是完全否定的,对于关公文化是多方驳难的。加上当前网络便捷,言论放任,戏说历史,搅浑真实,对关公的随意褒贬更是层出不穷。这就更引起了关公文化的混乱和负面,更谈不上发挥关公文化的积极意义了。

关公形象和关公文化现象,是国内各民族共同的文化认同,是海峡两岸、海内外所有华裔世界共同的文化认同,我们不能不倍加珍惜。

于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还要敬奉关公?”就是非常及时、非常必要的,是需要认真面对、认真探索的。

这是关公文化从古老走向现代,从盲目走向清醒,从迷信走向科学的学术命题,是一个严肃的世纪之问——一个科学飞速发展、文化广泛普及、已经高度现代化的世纪,对一个古老而充满迷信色彩的文化现象,在进行严肃的追问。

提出这一重大而严肃的学术命题,并进行令人信服的辨析、破解和回答,这是王西兰同志为我们关公故里做出的又一文化贡献。

                  

实现三个重要的理论突破

 

为了破解“我们现在为什么还要敬奉关公?”这个文化命题,《世纪之问与时代回答》选择了三个学术角度进行探究:

第一是剥离和剔除艺术虚构,走近真实的关公。我们耳熟能详的关公故事,许多是小说家言,是戏剧搬演。没有了这些虚构,关公还成其为关公吗?经过在史册中仔细爬搜剔抉,本书让我们了解了关公真实的“奋斗史”,了解了他在刘备集团的各个战略阶段,都发挥了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刘备集团撤离荆州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是关公挽救了“革命事业”,挽救了包括刘备、诸葛亮在内的领导集体和基本队伍;在赤壁之战最后决战的关键时刻,是关公的有效狙击,保证了孙刘联军取得完全胜利,也保证了刘备集团取得江南四郡作为立足之地——刘备集团经过20年的奋斗才算有了自己的根据地;在刘备集团遇到难得的发展机遇,发起攻取益州战役的时候,又是关公抵挡了曹军的强大攻势,粉碎了曹军乘机南下的图谋,完成了刘备西征部队战略支撑任务,保障了刘备集团根本战略企图的实现。事实证明,没有那些虚构的事迹,关公更是一个英勇的战士和优秀的统帅。他的英勇奋战,他在生存、立足、发展各个战略阶段的巨大功勋,为刘备集团的扶汉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是纠正和辨析负面评价,还原正面的关公。全书通过科学辨析、理性解读的“关公降曹辨”,“华容放曹辨”,“排斥诸葛亮辨”,“刚而自矜辨”,“破坏了孙刘联盟辨”,“大意失荆州辨”等“十辨”,有理有据,求真辨伪,拨开迷雾,扬弃史论,纠正了偏见和曲解,破解了误读和抹黑,关公被误解的骄傲自大,刚愎自用,目中无人,麻痹轻敌,对外破坏了联盟,对内不团结同志,大意失荆州等等负面评价,都通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得到了澄清和反正。关公长期以来的恶谥得到了实事求是的否定,终于卸掉了背负千百年的历史包袱。特别值得肯定的,是本书辨析关公负面评价的科学态度。书中写道:人都是有缺点的,关公应该也一样,也不会是没有缺点的人。我们分析和质疑关公的负面评价,并不是要说他是一个“完人”。我们只是说,史书和论者笔下关公的那些负面评价,是不确切的,是不公平的。关公即使有缺点,也不是那种长期以来被误解的致命缺点,更不是由于他的致命缺点而破坏了同盟,导致失了荆州,给刘备集团的扶汉抗曹大业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和影响。否则,历史为什么要选择他作为人民崇拜的偶像呢?王西兰的这种学术态度,是公正的,是客观的,是实事求是的。他对关公负面评价的辨析,因而也是有力量的。

第三是厘清和涤荡神话迷信,重塑不朽的关公。本书对民间信俗意义上的关公信仰,进行了科学分析,阐述了神话迷信与敬奉关公的辩证关系。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精神的国度,人们崇拜具有高尚品德和崇高精神的历史人物,是体现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核心价值和道德理想的历史人物。而关公是最具备这种品德和精神、最能体现这种核心价值和道德理想的,因而就成为了人们的精神需要。关公信仰,是民众的崇拜,是朝廷的尊奉,是宗教的利用,这都是以神化和迷信的形式表现的——是人造就了神,民心即天心,神由人兴。关公的忠义仁勇崇高品格,使他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寄托和共同的神祗。崇拜关公、敬奉关公,像关公那样做人,像关公那样做事,就成了人们自己的道德追求。这是关公信仰的精神实质,而烧香磕头顶礼膜拜种种迷信行为,只是对关公精神内心追求的外化,是偶像崇拜的表达形式。这也是在人们已经普遍不再迷信的情况下,关帝庙仍然香火繁盛的原因。

剔除艺术虚构,辨析曲解和偏见,卸去神秘的光环,关公依然是英雄的关公、可敬的关公、值得后世尊崇而永远不朽的关公!一直存在着众说纷纭、难以科学解释的模糊和困惑终于清晰起来,关公信仰的根本难题终于得到令人信服的破解。

这些,就是这本书的主要内容。这是关公文化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是有突破意义的。它对维护关公形象、正确理解关公文化,起到了拨开迷雾的作用。

 

                  强调两种现实的社会作用

 

《世纪之问与时代回答》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是王西兰同志历时十余载,深入研究,深层探索,厚积薄发,呕心沥血的理论收获,已经登上了关公文化研究的学术高地。书中的一些基本学术观点,在之前的几部关公专著里已经逐步形成。近几年来,在多次各种研讨、访谈和演讲中,在多次与国内国际学术界的文化交流中,特别是在台湾、香港以及国外有关方面的电视采访中,他特别强调了关公文化在当代社会的现实作用。

第一, 关公文化是社会道德重建的精神营养。毋庸讳言,在我们社会经济

快速发展的一段时间内,人们的政治信仰程度不同地发生了迷茫,人们的人生理想越来越趋向物质化,人们的文化趣味已经变得越来越粗鄙起来,人们的精神追求越来越世俗和实际。于是,道义精神疲软,公义品格萎缩,公德意识退化,社会良知缺失:一个个腐败案件、一件件公德败坏的事件、一桩桩道德沦丧人性泯灭的恶性事故被揭露出来,都让我们触目惊心。我们的社会问题,我们的心灵迷失,除了政治思想工作弱化的原因,也与传统道德被怀疑和摒弃有关。我们批判旧思想、旧道德,也完全否定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人文传统,否定了传统道德伦理的扬弃与继承。人类社会基本的普适的道德因素,是从传统道德那里继承下来的。关公毕其一生所继承和实践的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理想,体现了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关公的精神和品德,仍然是我们重建社会道德需要汲取的精神营养。

第二, 关公文化是华人世界最广泛的文化认同。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国

内各民族,两岸三地各党派和政治实体,东北亚、东南亚汉文化圈和华侨华人世界,需要有共同点,需要有共同的文化认知。由于历史原因、意识形态差异和利益诉求的不同,这样的共同点和文化认知不会很多。好在,我们都在敬奉和尊崇关公,都在继承和发扬关公精神。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的华夏子孙,尽管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社会观念和生活方式不尽相同或者完全不同,甚至有一些不必隐讳的敌对情绪,但是,在尊奉关公、敬重关公这一观念形态上,是一致的。关公信仰,成为我们民族的共同点。这个共同点,无论怎样的政治原因和地域原因,都是动摇不了的,都是取消不了的。它是凝聚我国众多民族和十多亿全球华人的精神轴心,无疑会对我国多民族的团结、对海外华人的团结起到巨大的作用。于是,我们就可以不受政治制度的约束和政权体制的限制,找到共同的话题,就有了心灵沟通的桥梁,就有了感情交流的纽带,就有了共同祭祀的神祗,就有了共同朝拜的圣地——解州。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写的一幅著名的楹联:“忠义二字团结了中华儿女,春秋一书代表着民族精神”,在海峡两岸,都有着很高统一度的评价。

 

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要求我们,“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世纪之问与时代回答》是山西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获得了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资助,是一部具有良好理论品质的学术专著。在我们努力落实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的时候,这本书的出版,是运城文化工作者的实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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