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文艺的影响是巨大的，随着“说三分”“三国戏”和以三国故事为内容的其他通俗艺术形式的作品的广泛传播，关羽的知名度越来越高。自然统治者也不免受到影响。鲁迅也说过，“士大夫常要夺取民间的东西”，最高统治者则更是这样。据《宋史·:礼志八》记载与“文圣”孔子相对的“武圣”是“昭烈武成王”姜太公，这是唐代武则天时期确立下来的。本来宋初被取消配享资格的关羽，由于声名日益高涨，到了宋真宗时期就恢复了配享的地位。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追封关羽为“忠惠公”。崇宁三年徽宗又从道教角度封关羽为“崇宁真君”。此时被宋徽宗崇信的道教也不甘落后，在《大宋宣和遗事》记载崇宁五年（1106）张天师请关羽神灵斩在解州作祟的蚩尤。这一神话更使得对关羽的名声大噪（这个神话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据小伟研究，它与宋代盐业密切相关，而盐业税在宋代税收中占重要地位））。大观二年（1108）宋徽宗又加封关羽为“昭烈武安王”，宣和五年（1123）再被封为“义勇武安王”。这时他还没有达到“圣人”的高位，然而与“武圣”姜太公也相去不远了，太公的配享者仅仅有“公”“侯”的头衔，独有关羽是“王”，与姜太公“平级”了。

我们从“义勇”这个封号也可以看出最高统治者的强调之点在哪里。宣和间，内忧外患，交相煎迫。徽宗皇帝深信道士能够帮助他摆脱危机，而道士又乞灵于关羽，因此皇帝就希望关羽发扬其“义”与“勇”，救宋朝于危亡（过了几年，南宋之初，有人就把《劝勇文》张贴在关羽庙中，鼓励人们不要惧怕金人，要勇于杀敌）。江湖艺人在塑造关羽这个形象时特别注重“义”的道德评价。当然，统治者强调的“义”，与游民眼中的“义”是根本不同的，这是因为“义”本身是一个特别具有歧义、而且富于弹性的伦理概念。

南宋（北方是“金国”）时期，由于上有统治者的倡导、下有广大民众的认同。社会上对关羽的崇拜已经基本形成。元代忽必略的幕僚郝经在元定宗后元年（1249年，金国刚刚被蒙古所灭），所撰写的《汉义勇武安王庙碑》透露了这个消息。这篇文章说，关王“英灵义烈遍天下，故所在庙起”，在中原地区，关庙林立，而且，每年的夏季五月十三日（传说为关羽生日）和秋季九月十三日，还有庙会大赛，极为热闹，从上到下，皆有参与，人们在一片欢乐的氛围中接受了关羽。

在这种情势下，更助长了佛、道两教推动关羽崇拜。元世祖七年（1270），元帝用帝师帕克斯巴之言，把关羽当作每年二月十五日的“镇伏邪魔，护安国利”法事活动时的“监坛者”。这时要用“殿后军甲马五百人”，抬着“汉关羽神轿”，在宫中游行（见《元史·:祭祀志六》）。在这个有皇帝亲自参加的佛事活动中，除了佛菩萨以外，由人而神的，只有关羽一人参加。可见关羽在元统治者眼中的地位。

后世统治者不断地为关羽神的地位加码，被封赠的帽子越来越大，因为这本来也是惠而不费的事。在上位者的提倡，使得更多的人们深信关羽的镇邪驱魔、安国定邦作用，关羽的神性也似乎越来越灵。最后，在明末清初，关羽终于取代了姜太公，成为了封建社会的“武圣”，也变成了为全民所接受和崇拜的“关帝”。“关帝庙”遍及全国大小城镇农村，而且随着华侨的足迹遍布于全世界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