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与“关老爷”有些缘分吧。五十年代初曾在北京南城的一座颇有规格的“关帝庙”中居住过几年，身披绿色战袍、左手捋髯、右手拿着一卷《春秋》（当然是明清时代才有的“线装书”）专注读书的形象至今还清晰地存留在我的记忆之中；不久以前，又搬到朝阳区农光里居住，其侧就是“武圣东里”——大约也是“关老爷”享受百姓香火的地方（五十年代以前北京关帝庙大约有一百育家，其中最有名的、乃是最小的一个关帝庙，坐落在正阳门左侧）。不仅居住与关圣结缘，就是十年前开始的游民文化的研究课题中，也涉及到他老人家。以游民为基干的秘密组织里，例如天地会中，是把关羽奉为神明的，开香堂时，“关老爷”画像是要高悬在“忠义堂”正中央的。“桃园三结义”是他们人际谐和、组织团结的榜样。可见天地会对关圣的崇拜是绝对的。当然，宋代以来，崇拜关羽的不仅是游民这个阶层，首先是弱势群体把他奉为保护神。奔走四方、将本取利的行商，漂泊海外、远离父母之邦的华侨对关公崇拜更是超出一般民众之上。

宋元以后，关羽逐渐成为全民（主要是汉族和后来的满族、蒙族）的崇拜的对象，满清统治者更是热衷提倡，视为本民族的保护神。《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载：“满州人家所供神板（在正室西墙高悬）。相传所供之神为关帝、马神、观音大士三神。”甚至皇宫之中都有“关老爷”的位置，受到最高的礼遇。然而，非常奇怪的受到全社会认同的关羽崇拜始终没有摆脱民间的性质，不能完全进入文人士大夫的话语系统。如果科举考试中不小心误用了《三国志演义》的典故，其试卷必然会被打入另类，失去了竞逐的机会；写给朝廷的公文如果掺入了关公的传说也会受到皇帝的申斥。网罗经典文化的《四库全书》，也不收与关羽崇拜有关的载籍（如明刊《义勇武安王集》、明刊《汉关圣帝君庙志》、清初刊《关帝经》、康熙间刊《关圣帝君圣迹图志》等等）。因此，一些人类学家认为孔夫子代表了大传统，关羽代表了小传统。这是有一定道理的。